1976年，王光美继女刘涛因逃往缅甸被抓捕，她后来的人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刘涛被押回北京时，脚腕上还带着淤痕。她没看窗外，只盯着自己磨破的袖口。同车的女警递来一个馒头，她摇了摇头。

她被关进东城看守所。第一个月，提审了七次，每次都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走？她每次都答：想换个地方过日子。审讯员把笔录推到她面前，她签了字，按了手印。

第二年春天，她被转到劳改农场。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扛着锄头下地。中午蹲在田埂上吃饭，玉米饼就着咸菜。有个管教干部悄悄问她：“你家里人，没想办法？”刘涛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只说：“路是我自己选的。”

她很少说话，干活却很卖力。秋天挖水渠时，她的手被冻裂，渗出血丝。队长递给她一副手套，她没接，用布条缠了缠继续挖。收工后，她坐在工棚里，借着煤油灯看王光美寄来的信。信里没提案子，只说北京今年柿子结得特别好，给她留了一筐。

1978年底，刑满释放。她提着一个小布包走出农场大门。外面停着一辆吉普车，车窗摇下，是弟弟刘源。他接过布包，只说：“姐，回家。”

回北京的头三个月，她没出门。街道干部来过几次，说要等政策。户口落不下，粮票领不到，弟弟每个月把自己的定量分一半给她。她白天帮邻居糊纸盒，一个盒子挣一分钱。

转机出现在1979年夏天。街道主任老陈敲开门，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上面有通知了，”他说，“像你这种情况，可以重新申请户口。”他顿了顿，“但要单位接收。”

刘涛去了街道工厂。厂长是个退伍军人，看了她的材料，沉默了很久。“我这儿缺个质检员，”最后他说，“但你要想清楚，这里都是普通工人，没人会照顾你。”

第二天，刘涛站在流水线前。她的工作是检查收音机外壳的毛边。第一个月，她查出了十七个次品。老师傅拍拍她肩膀：“手挺毒。”

1982年，厂里分房。按工龄，她能分到一个单间。名单公示那天，有人贴了小字报，写着她过去的事。厂长把字报撕了，在车间会上说：“刘涛同志这些年怎么样，车间里谁没看见？”

分房钥匙递到她手里时，她的手有些抖。那间房只有十二平米，朝南，窗台上能摆两盆花。

1985年，原单位派人来找她。来的是个年轻干事，拿着一份平反决定。“当年的判决撤销了，”干事说，“你的党籍和待遇，会逐步恢复。”

刘涛请了半天假，去了一趟香山。她爬到半山腰，坐在一块石头上，看着远处的北京城。下山时，她买了一串糖葫芦，山楂很酸，糖壳很脆。

1987年，她调回原单位档案室。第一天上班，主任带她熟悉库房。走过一排排铁架时，主任突然说：“你父亲的一些材料，也在这里。”刘涛停下脚步，看着那些牛皮纸袋，只说：“我管的是1979年以后的。”

1990年春天，组织部正式通知恢复她的一切待遇。那天下午，她先去商场买了件新衬衫，然后去医院看王光美。病房里很安静，王光美正在打点滴。看见她进门，老人笑了笑，指指床头柜上的橘子：“剥一个，甜。”

刘涛坐在床边，慢慢剥开橘子。一瓣一瓣递过去，王光美一瓣一瓣接。两人都没说话，窗外的杨树正抽出新芽。

之后二十年，刘涛一直住在单位分的楼房里。她每天步行上班，中午在食堂吃饭，晚上看新闻联播。同事结婚，她会送一对枕巾；年轻人生孩子，她会织一双小袜子。

2010年退休那天，她收拾办公室抽屉。最底层压着一张旧照片，是1978年出狱后和弟弟的合影。她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放进笔记本，一起锁进抽屉。

她现在还住在那里。阳台上的月季每年都开，春天修枝，秋天施肥。楼下小孩有时会问：“奶奶，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她总是笑笑：“以前啊，就是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