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范植伟对记者说：“王心凌17岁和我在一起时，已经没了第一次，让我很失望。”王心凌得知后崩溃痛哭。

公司会议室里，经纪人把报纸推到一边。“这几天别上网了。”她说。王心凌盯着桌面，手指抠着纸杯边缘，纸杯慢慢变形。

“还有两个代言在谈，对方说要等等看。”经纪人顿了顿，“综艺录制往后延了。”

王心凌点点头。她没哭，只是眼睛有点干。手机在包里震了好几次，她没看。

母亲打电话来，声音压得很低：“晚上回家吃饭吗？你爸买了鱼。”

“嗯。”王心凌说。她听见电话那头父亲在远处说了句什么，听不清。

走出公司时天还亮着。她戴了口罩，在路边等车。有辆摩托车慢下来，车上的人举起手机。她转过身，盯着橱窗里的倒影。

家里饭桌摆了三副碗筷。父亲把鱼肚子上的肉夹到她碗里。“多吃点，”他说，“最近瘦了。”

母亲舀了碗汤推过来。“杨丞琳下午找你，我说你忙。”

“知道了。”王心凌扒了口饭。鱼肉有点腥。

晚上她躺在小时候的房间里。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形状没变过。手机屏幕在黑暗里亮了一下，是杨丞琳的消息：“明天喝茶？”

她回了个“好”字。

第二天在包间里，杨丞琳什么也没问，只是把菜单推过来。“这家的桂花糕你肯定喜欢。”

王心凌点了两份。糕点很甜，她吃了一块就放下了。

“下个月我要录新歌，”杨丞琳说，“缺个和声，你来吗？”

王心凌看着茶杯里浮起来的叶子。“我最近唱不好。”

“随便唱唱。”杨丞琳把茶杯转了个圈，“就当陪我。”

录音棚很小，隔音也不太好。王心凌戴上耳机时，手有点抖。前奏响起来，她闭上眼。

第一句没唱准。制作人隔着玻璃比了个手势，意思是再来。

唱到第三遍，她突然停下来。“对不起。”她说。

制作人推门进来。“休息十分钟。”

杨丞琳递给她一瓶水。“你看那个歌词本，”她指指控制台，“第二段，是不是写得特别矫情？”

王心凌看了一眼，忽然笑了。“真的有点。”

那天她录完了整首歌。走出大楼时天黑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她拿出手机，删掉了范植伟的号码。

回家路上经过乐器行，橱窗里摆着把木吉他。她站了一会儿，推门进去。

“能试试吗？”她问。

店员把吉他递过来。她调了调弦，弹了几个和弦。音不太准，但木头摸起来很温暖。

“我要了。”她说。

那把吉他靠在卧室墙角，她每天都会擦一遍灰。有时深夜睡不着，她就抱着吉他写几行谱子，写不好也不着急。

三个月后，经纪人打电话来：“有个公益演出，规模很小，去吗？”

“去。”王心凌说。

演出现场只有几十个观众，都是孩子。她唱了首老歌，中间忘了一句词，孩子们却拍着手给她打拍子。

结束后有个小女孩跑过来，递给她一张画。画上的歌手穿着彩虹裙子。

“谢谢。”王心凌蹲下来，“你画得真好。”

女孩摸摸她的吉他。“这个会响吗？”

“会啊。”王心凌拨了下弦。

女孩笑了。王心凌看着那个笑容，忽然觉得嗓子没那么紧了。

那天晚上她写了段新旋律。笔记本摊在桌上，月光照进来，音符看起来像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