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乐坛除名，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厂当工人时，突然接到了春晚导演的电话，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2年的香港，电台里飘的全是粤语歌和英文歌。

一个叫张明敏的年轻人，偏偏录了一首国语歌。

歌名叫《我的中国心》。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明星。

他是九龙一家电子表厂的校对工，每天坐在流水线前调校细小的零件，一天挣三十二港币。

手掌上，常年是洗不净的机油和一层老茧。

只有下了班，他才变成另一个人，抱着旧吉他，去赶一场又一场歌唱比赛。

1979年，他一口气拿了全港两个歌唱比赛的冠军，签了唱片公司。

可签了约，他白天照样回厂打卡。

别人唱粤语、唱英文，他偏唱国语，唱《龙的传人》，唱《万里长城》。

有人笑他傻，说在香港唱这种歌没有前途，他没理会。

1982年，日本在教科书里篡改侵华历史。

词作家黄霑气得拍了桌子，提笔写下：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王福龄谱好了曲，可歌送到一个又一个歌手面前，没人敢接。

那个年代的香港，唱这样一首歌，是要拿饭碗去冒险的。

最后，歌送到了张明敏手里，这个电子厂的工人，接了。

1982年11月，专辑出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电台不播，唱片店不推，它成了他五张专辑里卖得最差的一张。

往日称兄道弟的同行，见了面绕着道走。

谈好的演出一场接一场取消，唱片公司也不再续约。

没有人正式宣布过什么，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在香港乐坛，已经没有了位置。

张明敏没有争辩，也没有抱怨。

他脱下西装，换回灰色工装，回到那间熟悉的车间，重新握起螺丝刀。

这一干就是一年多，他慢慢相信，自己这辈子和舞台是无缘了。

他不知道，在离他不远的深圳，有个人正在满世界找他。

这人叫黄一鹤，中央电视台1984年春晚的总导演。

他想办一台不一样的春晚，要把香港、台湾的歌手请到北京来。

副导演袁德旺南下采风，那天在一辆中巴车上，收音机里忽然流出一首国语歌。

满车粤语歌里，它显得那么不一样。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黄一鹤心头一凛，凑到司机跟前问，这是谁唱的。

司机说，一个香港歌手，叫张明敏。

为买这盘磁带，他专门办了边境证，跑到沙头角的中英街，那条街，一半是深圳，一半是香港。

那时内地和香港没有直接联系，他只能托新华社香港分社，一层一层，辗转着找人。

1984年春节前的一个中午，二十八岁的张明敏，在车间里接到了这通电话。

电话那头说，我们是中央电视台，想请你来北京，上春晚，唱《我的中国心》。

张明敏愣住了。

那首在香港卖不动的歌，那个被他压到箱底的名字，竟隔着几千里路，被人重新找了回来。

他不是没有犹豫。

唱片公司老板说，去内地，也许打开一个新市场，也许把整个东南亚都赔进去。

他回家问母亲。

母亲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从小就跟他讲，只有祖国强大了，在外的华人才不会被人欺负。

母亲只反问他一句：你唱的是普通话的歌，天底下，哪里的华人最多。

哪里的华人最多，你就该到哪里去唱。

张明敏不再犹豫，坐上了从香港飞往北京的飞机。

除夕夜，他穿上米色西装，围一条灰色围巾，戴着金框眼镜，走上舞台。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这一夜，亿万中国人，记住了他。

大年初一他启程回港，一进机场，海关、乘客、司机，全都认出了他。

一个被冷落了一年多的工人，第一次尝到被人放在心上的滋味。

可回到香港，等着他的不是鲜花，是更深的冷遇。

有人叫他红色歌手，演出的门又一扇扇关上，他照旧回厂里上班。

直到1985年，一封封内地演出邀请函像雪片一样飞来，他才下定决心，把根扎进内地。

后来的事，许多人都知道了。

北京筹办亚运会，资金紧张，他卖掉房子和汽车，一年多跑了二十多个城市，连开一百五十四场义演。

筹来的六十多万元，他一分不留，全部捐给了国家。

1997年香港回归，那场大雨，像要把一百年的耻辱洗得干干净净。

回归晚会上他再唱那首歌，唱到动情处，悄悄改了一个字。

他唱的是，我们的中国心。

从我的，到我们的，他走了整整十五年。

那个在电子表厂里拧螺丝的年轻人大概想不到，当年那通电话，改变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

它让一个漂泊太久的游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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