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起来 作为一个经常喜欢女反派（真正的反派，而不是被作者有意神秘化的“恶女”）我也并不是不在意虚构角色的道德问题。 但是，道德资本这东西，很多作者对角色是可以予取予夺的，所以过分在意角色的“道德”，并把道德资本当做圈子打架的工具，无异于跟着作者的指挥棒乱抓乱咬。

我是觉得道德和道德是不一样的，我只在意那些在现实中，在当下，特别有“紧迫性”的道德问题。它其实无关于恶的作为，而是“恶”背后的意识形态。

以古早的TVB举例子，两个姓丁的恶人，丁蟹（大时代）和丁有康（义不容情），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原谅，去喜欢的反派角色。因为丁蟹所代表的是“以传统意识形态（忠孝仁义）为包装的野蛮和暴力”，而丁有康代表的是“假装为现实和理性的新自由主义式自私”。而差不多年代的另一部TVB剧《生命之旅》，吴镇宇饰演的男反派阿朗，害的人一点也不少，为什么却是一个能被观众喜爱的角色，因为他的主要动机是各种层面上的【爱而不得】，这种道德议题就不是很紧迫，或者说不是跟某种跟威胁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挂钩。

现在的各种故事，你发现反派尽可以嬷，就是这样。因为现在创作者没办法，没能力去讨论有“现实上的紧迫性”的道德问题。反派不具有某种“恶的意识形态的代表性”。

关于重要的不是恶的作为，而恶背后的意识形态。 其实作者本人亦有感知。比如说《倚天》

为什么在这本书里，周芷若的杀人，显得比谢逊和殷素素的杀人要沉重得多。因为在意识形态斗争淹没私人感情的60年代，作者能原谅的作恶是出于私人感情的动机（殷素素），而不能原谅的是为了“政治”和“党派斗争”而作恶（周芷若），而最不能原谅的是为了“私人感情”而挑起“党派斗争” 和“政治对立”（成昆）。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周芷若属于那种可以喜欢的反派，正是作者的意识形态，到如今这个时代我已经很难同意。忽略政治诉求的正当性——峨嵋完全有理由拿回倚天剑屠龙刀，也完全有理由反殖民（反殖民是镛的隐喻，不是历史）——一味说斗争就是不对，对立就是不好，这样的温和中立又能支撑多久呢？

我不是说周芷若作的恶是对的，而是因为作者通过她的“恶”来表达的“思想”，并不是那么站得住，使得她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审美和喜爱的角色。

其实并不是要为周芷若辩解，只是我对她太熟悉了，所以用她来举例子太方便了。其他故事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