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上将刚刚上任不久，就听说：“几年前，红15军团的1位老战友曾孤身带着一双儿女，步行4000里进京反映问题，虽然递交了材料，依旧没有解决问题。”韩司令专门打去电话，讲：“老黄，你接着写，我帮你往北京递。”

1973年深冬，韩先楚坐上西去的火车。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从福州军区换到兰州军区。

上任刚满两个月，他就问起一个名字。

黄罗斌。

工作人员愣了愣，说这人戴着政治帽子，在家赋闲快十年了，不好找。

韩先楚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了两下。

去找。

找到告诉我。

1966年腊月，兰州的雪下得密。

五十岁的黄罗斌蹲在堂屋地上，给一双儿女整理行装。

十二岁的女儿、九岁的儿子跟着他，三人都打着绑腿，脚上是钉了铁掌的乌拉鞋。

妻子倚在门框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路上小心。

黄罗斌嗯了一声，扛起布包袱转身走出院门。

他没回头。

他要去北京。

两千公里，四千里路。

他不坐火车，不搭汽车，就靠两只脚走过去。

四年前，他被撤了甘肃省委副省长的职务，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党籍没了，工作没了，每个月只发一点生活费。

他写了四年申诉信。

一封封寄出去，像石子扔进黄河，连个水漂都没留下。

他说，信递不到，我就人走过去。

人走到北京，总能把材料递上去。

第一个月走的都是山路。

儿子走不动，他攥着儿子的手往前挪。

半山腰一阵狂风卷来，儿子脚一滑往山涧歪去。

黄罗斌猛地探身，一把揪住后衣领把人拽回来。

他手心全是冷汗。

那天夜里，他们在山坳的背风处歇脚。

儿子冻得嘴唇发紫，缩在他怀里问，爹，咱还有多久到北京。

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快了。

就这么走了整整三个月。

从冬天走到春天。

进北京城的时候，三个人的鞋都磨穿了底，衣服上打满补丁。

西单的邮电所，他去取家里汇来的一百五十块钱。

营业员翻了半天账本，抬起头说，钱昨天被人领走了，拿你的印章领的。

黄罗斌站在柜台前，身子晃了晃。

那是全家人的保命钱。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砸在水泥地上。

周围的人都看他，以为是个逃荒的老头。

没人知道，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曾经是甘肃省的副省长，是走过枪林弹雨的老红军。

他最终还是把申诉材料递了上去。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时候北京的运动闹得正凶，没人顾得上他这桩陈年旧案。

他带着一双儿女，又一路走回了兰州。

派出去的人找了半个月，终于在兰州城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找到了黄罗斌的家。

矮矮的院墙，土坯房，墙皮掉了大半。

韩先楚亲自去了。

他推开门的时候，黄罗斌正蹲在院子里劈柴。

听见脚步声，黄罗斌抬起头。

手里的斧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说，你怎么来了。

韩先楚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老黄，我来看看你。

两个人搬了小板凳，坐在院子里。

说红十五军团，说劳山战役，说七十八师二三二团。

1935年红十五军团整编，劳山战役后韩先楚调来二三二团当团长，黄罗斌任政委。

俩人搭班子，配合默契，打了好几场硬仗。

黄罗斌叹了口气，说都是老黄历了。

韩先楚看着他，说老黄历也是事。

冤枉就是冤枉，错了就得改。

临走的时候，韩先楚说，你接着写材料，写完了交给我。

我帮你往北京递。

黄罗斌愣住了，说这会连累你。

韩先楚摆了摆手，语气很坚决。

怕什么。

我是兰州军区司令员，我说话还管用。

没过多久，韩先楚又专门给他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带着熟悉的湖北口音。

老黄，你接着写，我帮你往北京递。

黄罗斌握着听筒，手指微微发抖。

他半天没说出话，眼泪无声地掉下来。

黄罗斌这一辈子，不是第一次受冤。

陕北肃反他被关进黑牢，西府战役被撤了职，1962年白银事件又从副省长任上摔下来。

三次跟头，一次比一次重，他从来没低过头。

韩先楚也没忘了这个老搭档。

他在军区干部会上专门提起黄罗斌，说他是老革命，为党做过贡献，处分过重了。

他一次次把申诉材料往北京送，一次次托老战友帮忙过问。

1979年，黄罗斌的冤案彻底平反。

后来他辗转多地任职，晚年常跟儿女说起当年步行四千里进京的事。

他说那时候苦是真苦，可心里憋着一口气，就觉得总能走到头。

他也常说起韩先楚。

说起1974年那个推开院门的身影，说起电话里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1998年，黄罗斌在兰州逝世，享年八十二岁，走的时候，很安详。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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