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厦门远华案爆发后，福建政治生态面临严峻考验。2000年底，中央一纸调令，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的宋德福临危受命，空降福建任省委书记。
2000年12月，宋德福从北京来到福建。
这个时间点很特殊。远华特大走私案已经进入司法处理阶段，真正压在福建头上的，却不只是查案本身。一个开放前沿省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接下来到底怎么办，是继续放手发展，还是因为害怕再出问题而层层收紧，这才是更难回答的问题。
远华案的规模，不需要添油加醋。
后来公开资料显示，厦门关区一系列走私案件被查明涉及货值约530亿元，偷逃税款约300亿元。案件牵出大量公职人员，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干部均有人受到查处。到2001年6月底，检察机关已对173起案件提起公诉，涉及279名被告人和28个被告单位。如此规模的案件，对干部队伍、政府公信力以及厦门的营商声誉，都形成了现实压力。
但有个问题很容易被忽略。
大案之后，最怕的未必只是还有漏网之鱼。另一种风险同样麻烦，就是干部开始怕担责，部门习惯少做少错，企业担心政策环境突然转向，最后变成大家都在等、都在看。
如果发展停下来，案子即便查完了，留下的伤口也未必能很快愈合。
宋德福到福建后所面对的，其实就是这种局面。他不是司法案件的主办者，也不可能靠一个省委书记重新审一遍卷宗。他真正要做的是把已经受到冲击的治理秩序重新接起来。
因此，他主政福建期间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没有把“查问题”和“抓发展”摆成一道单选题。
后来有关方面在评价他福建任期时，用过一句很准确的话，叫“理直气壮抓发展，旗帜鲜明反腐败”。这句话看似普通，放到当时却有明确针对性。远华案发生在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厦门，如果由此得出“开放越多问题越多”，进而把门关小，把审批收紧，把正常市场活动也当成风险源头，那福建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问题从来不在开放本身，而在规则有没有跟上。
市场跑得快，监管却停在原地；资金、货物大量流动，权力边界却含糊不清；审批人员一句话能够影响企业巨额利益，又缺乏足够有效的监督，这才容易生出寻租空间。
因此，远华案真正该留下的教训，不是“以后别走那么快”，而是不能只踩油门，不装刹车。
宋德福任内，福建很快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发展。
当时福建提出打通山海协作、对内联接和对外开放三条战略通道。这并不是一句为了振奋士气的口号，而是对福建经济结构的一次重新梳理。沿海地区开放早、基础好，闽西北山区发展条件相对薄弱，山海之间需要更紧密的产业、资金和市场联系；福建山多、腹地有限，省际交通和经济联系同样需要拓宽；至于对外开放，更不能因为厦门出了远华案就往回缩。相关公开资料显示，这些战略后来长期成为福建推进区域协调和扩大开放的重要抓手。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远华案刚刚过去，人们最容易接受的办法其实是“严一点，再严一点”。可治理并不是把尺度越收越紧就算成功。该查的人必须查，该办的案必须办，同时还得让守法企业知道生意可以继续做，让愿意干事的干部知道依法办事不会因为一次风险就失去空间。
否则，反腐最后反成了不作为，那也是另一种治理成本。
福建当时也没有停下其他改革和发展安排。2000年前后，国企改革继续推进，随后数字福建、生态省建设、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相继展开。2002年7月，福建召开全省环保大会，生态省建设被进一步制度化推进。这说明那几年福建面对远华案，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锁在“善后”两个字上，而是在一边处理旧问题，一边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这才是理解宋德福那几年福建任期的关键。
他的履历也有一点特殊。1965年参加工作，长期有军队工作经历，后来进入团中央、人事部等中央部门，199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到福建以前，他已经在中央部委主要领导岗位工作多年。2000年底调任福建后，他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套正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地方治理体系。
后来的变化同样值得按时间看。
宋德福因病逐渐减少工作后，2004年2月，卢展工开始代理福建省委书记，直到同年12月正式接任。这一点说明，宋德福实际主持福建工作的时间并非一直延续到2004年底，写这段历史时如果把“正式卸任时间”和“实际停止主持工作时间”混在一起，很容易出现误差。
2007年9月，宋德福病逝，终年61岁。此后公开报道在回顾他的福建经历时，多次提到他的清廉作风。包括家属探亲尽量减少公费支出、个人差旅费用严格处理等细节，人民网曾作过专门记录。与其把这些故事写成传奇，不如看到一个更朴素的逻辑，主政一方的人要求下面干部守规矩，自己首先必须在利益面前站得住。
一场大案真正结束的标志，从来不只是最后一个被告人被判刑。
当规则重新立起来，干部敢在纪律边界内干事，企业重新相信市场环境，地方还能继续往前走，伤口才算真正开始愈合。远华案之后的福建，最难的恰恰是这一关，而宋德福那几年留下的现实启示，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