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 5 月 7 日，身在 305 医院的周恩来与谭震林谈话。此时周恩来已是膀胱癌晚期，从住院到逝世，前后经历大小手术 13 次。 病中的周恩来要求医疗组务必如实告知自己病情，以便完成工作交代。他曾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生命最后的岁月，即便饱受病痛折磨，他依旧心系国事，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5年5月7日，周恩来从三〇五医院出来，前往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汪东兴等正在住院的同志。这时，他自己已经住院近一年。两个月前的3月26日，他刚经历一场持续8小时的大手术，右半结肠被切除，膀胱癌也同时接受处理。手术后的身体尚在恢复，他却从自己的医院去了另一家医院。

当天，周恩来还见了曾在身边工作的周尚珏、郑淑云等医务人员。谈到自己的病情，他提出明确要求：以后病情有什么变化，要随时如实告诉他，因为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作出交代。他还估计，自己大约还有半年时间。

三年前，情况完全不同。
1972年5月，医生检查后已经高度怀疑周恩来患有膀胱癌，诊断一度没有直接告诉本人。直到1973年3月，肉眼血尿和组织块出现，叶剑英等人才把病情正式告诉周恩来和邓颖超。此后，检查、治疗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他的日程。

1974年，癌症反复，出血加重。6月1日，周恩来住进三〇五医院。中央随后调整工作安排，由邓小平代他主持一些会议，主要文件也由邓小平呈批。周恩来继续处理重要事务，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主持责任开始逐步转交。

8月，医生又作出癌症转移的诊断。医院里的检查、治疗增加了，工作并没有完全停下。需要处理的文件仍送进医院，需要参加的谈话和会见仍在安排，医疗时间与工作时间不断交错。
年底又到了一个关口。

1974年12月，四届全国人大筹备进入关键阶段。12月23日，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有潜血，建议立即检查。他仍按照既定安排赴长沙，同毛主席谈四届全国人大筹备和人事安排。临行前，他留下那句话：“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几周后，四届全国人大召开。谭震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恩来也明确表示，国务院工作以后由邓小平主持。会议由谁主持，文件由谁呈批，日常事务由谁负责，开始按照新的安排运转。

周恩来的病却没有给这些工作调整留下多少余地。
1975年3月26日，医生再次为他实施大手术。8个小时过去，右半结肠被切除，膀胱癌也接受处理。此后，他的活动能力进一步下降。5月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四天之后，才有了那次北京医院之行。
一个已经接受多次手术、长期住院的病人，去看望另一位住院的老同志；同一天，他要求医务人员把真实病情随时告诉自己。此后医生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怎样治疗，还要把身体状况及时告诉这个仍有公务安排的病人。

从1975年3月至9月的不完全统计看，周恩来仍有102次工作谈话、34次会见外宾，此外还曾离开医院开会、看望同志。检查、输血和治疗也在继续。从1974年6月住院到1976年1月逝世，他接受了十几次大小手术，部分统计记为13次。

病情继续发展后，能参加的活动开始减少。国务院和中央的日常工作更多由邓小平等人承担，周恩来仍参加少数重要会见和谈话。原来集中到总理这里的会议、文件和日常事务，一项项进入已经形成的接替安排。

9月7日，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谈话中，他已经说到副总理们“全面负起责任”。
此后，他能够参加的工作活动越来越少，治疗占去的时间越来越多。癌症继续恶化，手术也没能阻止病情发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此时，国务院已有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主要文件已有新的呈批渠道，副总理们也已经承担起更多具体事务。9月那次最后的外事会见结束后，周恩来再没有恢复到过去的工作状态。三〇五医院里，会议和文件逐渐少了，治疗越来越密。

病房外的工作，却沿着此前已经作出的安排继续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