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之后，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凭空消失。大家都在猜测，他究竟是逃去台湾，还是就地躲藏起来？

1949年12月21日，王陵基重新出现在成都。
九天前，他已经离开这座城。12月12日，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带人由成都前往新津，随后转向邛崃。到了16日前后，他仍带着随从和部分保安力量活动在邛崃一带。19日，解放军逼近，他又向大邑撤退。
两天过去，这支人马没有继续向西走出去，反而败退回成都。

成都当时还没有解放。

军正式进入成都，是12月27日。王陵基的逃亡，其实早在半个月前已经开始。

他离开成都时，四川省政府本身也在撤散。11月24日，省政府转入战时体制。12月10日，留守人员开始向眉山撤退，一批人员被遣散。到了12日，王陵基本人也离开了成都。省主席的名义还在，原来围绕这个职位运转的机关，却已经无法像平时那样继续留在省城。

川西的局势也在同时变化。
12月9日前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宣布起义。西康、川西一带原有的军政关系随之改变。解放军又向蒲江、名山等地推进，邛崃附近的道路受到威胁。

王陵基一度还能带着保安力量移动，可从新津到邛崃，再退大邑，几天之内，他始终没有打开一条稳定的撤退通道。

12月21日返回成都以后，他很快再次离城，向名山方向逃去。
这一次，他身边可以依靠的东西更少了。
当时国民党军在成都外围继续突围。解放军向川西压缩包围圈，李文所部也在寻找出路。到12月27日，成都解放，李文率残部投降。王陵基此前还能跟着部队、随从和地方保安力量行动，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一支完整的大部队可以继续跟随。

随后，他脱离了公开的军政活动。
王陵基开始化装、化名，在乐山、宜宾一带转移。过去出行，他的身份是四川省政府主席；这时再公开使用这个身份，只会暴露行踪。他也不能再像几个月前那样调动省政府机关、保安力量和地方行政资源，行动越来越依赖个人藏匿和普通交通。

地方志留下了一条很清楚的去向：王陵基潜往乐山、宜宾，并曾企图寻找机会逃往台湾。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他确实一直藏在四川，却没有因此放弃外逃。乐山、宜宾只是途中落脚的地方。要想去台湾，他得先设法离开四川，而当时陆路上的大股国民党军已经被压缩、击散或投降，他只能继续寻找别的通道。

后来，他到了宜宾。
这时的王陵基，已经和一个月前完全不同。12月中旬，他离开成都时身边还有随从和保安力量，还能在邛崃一带随军移动。到了宜宾以后，他不再带着一套省级军政班底，也没有公开的车队和部队。他登上了一艘普通轮船，从宜宾向江安方向走。

船名叫“永利”。
这条水路最终没有把他送出四川。

1950年2月6日，“永利”号行至江安一带，化装潜逃的王陵基被捕。从12月12日第一次离开成都算起，他已经在四川境内辗转近两个月。新津、邛崃、大邑、成都、名山、乐山、宜宾，一路上不断换地方，能够随身带走的军政资源却越来越少。

所谓“逃去台湾”和“就地躲藏”，到了这里也有了实际答案。
王陵基确实藏在四川，也确实试图继续外逃。只是从成都外围战局崩解以后，他已经没有一条能够直接把自己送出四川的撤退线，只能先化名藏身，再沿着地方交通一点点移动。

1949年12月，他离开成都时还是四川省政府主席，身边尚有部队和随从。
1950年2月6日，停在江安一带的“永利”号上，公安人员找到的已经是一个隐藏姓名、乘船潜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