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问题，是所有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过去40年，为了做大蛋糕，整个社会默认效率优先，结果就是政策倾向于“能人”，“能人”们可以游走于规则的边缘，从多方面获得收益，组织对于这些也接受，因为能人做大蛋糕，组织也能分到一份。
在增量社会中，效率优先是社会共识，让能人去折腾，即便能人拿走大部分，剩下的也能让社会和普通人获得收益，刘翔过去十一年的方案，上海体育局通过一个虚职，最大限度给刘翔这个“能人”赋能，然后获得的收益，刘翔本人拿大头，组织和社会分小头，这种模式确实是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选择，非常符合增量时代效率为先的社会总基调。
但21年房地产熄火后，中国社会开始从增量模式转为存量模式，随着模式转换，社会对公平的追求就会超过对效率的追求，当整个社会默认公平比效率更重要时，“能人”们有时会感到憋屈，他们认为明明有更好的方案，在他们认为的更好的方案中，总收益可以更多，但社会却选择总收益相对少，但大家的获益的差距相对小的方案。
对于巅峰时期年广告收入上亿的刘翔来说，无论是每年20万的教练工资，还是100多万的一次性买断费用，都宛如一个笑话，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但是没办法，这就是社会大势，改变不了。
在社会由效率型转变为公平性，由增量型转变为存量型，由小政府模式转变为大政府模式的时代大趋势面前，刘翔想不想得通，无关紧要，但他最好想得通，以刘翔的聪明，冷静之后应该也能感受到这种社会变迁。
效率与公平，增量与存量，其实无所谓好坏，刘翔此时拿到的牌，其实放在日后的存量型社会也是王炸，刘翔手中已经拥有了上亿的广告收入，日后也会有每年千万级别的收入，这样的财富在过去的烈火烹油的泡沫膨胀期或许不算耀眼，但在财富进入存量时代后，这份收入的含金量其实是上升的。
刘翔的不满更多是来自突然的二选一方案，但其实仔细想来，对于刘翔来说，这一点都不难选，以刘翔现在的年纪，再想走体制内那条道，上升空间有限，尽快买断，以后去市场上明明白白赚钱，就是刘翔的最优解，刘翔应该客客气气与上海体育局好聚好散，毕竟在日后的存量时代，体制内能给刘翔的助力不会多，但是如果彻底撕破脸，后者还是拥有否决权的。
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不会把太多精力放在纠结过去，从之前发生的事看，刘翔无疑是一个聪明人，他应该很快就能看清形势，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刘翔早就看懂了这一切，他也做好了彻底离开体制进入市场的准备，而在信息时代，注意力是市场竞争中的重要资产，将这个带有反差感的方案一公布，日后的刘翔身上的流量价值将上一个台阶，当然了，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动机其实不重要，此次事件后，刘翔身上话题量暴增已成事实，他可以更从容地离开体制，进入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