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陈玉成遭凌迟处死耗时三天才咽气，清军主将胜保霸占其爱妾到处显摆，慈禧太后闻之：念其以往功绩，留个囫囵尸首，发根绳子让他自我了结。
1863年，北京城里一道命令下来，胜保彻底没了翻身机会。
一年前，他还是手握重兵的钦差大臣。陈玉成被送到他的军营后，朝廷随即下令处置，这份功劳让胜保一时风头很盛。可谁也没有想到，不过一年左右，这位刚刚站上高处的清军统帅，自己也成了待罪之人。
真正要看懂这两个人的结局，关键在1862年的皖北，那里已经乱成了一盘谁也算不清的棋。
安庆失守以后，太平军在安徽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陈玉成退守庐州，也就是今天的合肥。到了同治元年，清军不断压缩庐州外围，城内外能够调动的兵力和粮食都在减少。城破之后，陈玉成没有向南，而是带着余部向北奔寿州。
这一选择后来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寿州附近当时最复杂的人物不是清军大将，而是苗沛霖。这个人手里有大批地方武装，今天接受清廷招抚，明天又可能另打算盘。他既同太平军接触，也和清廷将领往来，尤其与胜保关系很深。
陈玉成希望借寿州重新聚兵，苗沛霖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人被扣下以后，他把陈玉成交给了胜保。
这一刻对胜保来说，简直像一份从天而降的大功。陈玉成并不是普通太平军将领。三河之战以后，他已经成为清军重点盯防的人物；安庆争夺期间，他又是太平军最重要的机动作战将领之一。这样一个人突然落到自己手里，胜保当然知道分量有多重。
朝廷的处置也非常快。
陈玉成最终没有等到新的战局变化。他被押解后遭到处死，生命停在1862年。后来民间讲述这段故事，常把刑场描写得格外惨烈，“凌迟数日”“受刑不屈”等情节流传很广，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口耳相传的过程中，陈玉成之死越来越带上悲剧色彩。
可就在众人的目光还停留在陈玉成身上时，胜保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
他最大的麻烦，不是一次战败，而是越来越不愿意受别人约束。
当时不少清军将领都认为苗沛霖反复无常，必须尽早处理。胜保却坚持主张招抚，不但替苗沛霖求情，还不断强调这个人可以为朝廷所用。其他官员越怀疑苗沛霖，胜保反而越想把这支力量抓在自己手里。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朝廷可以允许前线将领临机决断，却很难长期接受一名统帅把成分复杂的地方武装变成自己的力量。尤其苗沛霖手下人数众多，占据不少圩寨，本身就是一个随时可能改变立场的危险人物。
胜保偏偏没有收手。
1862年下半年，他又被派往陕西督办军务。表面看，这是进一步受到重用，实际上他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微妙。他与其他将领关系紧张，对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控制又不断引起争议。
随后，弹劾他的奏报越来越多。
这些指控不是一件两件，有人告他骄横，有人告他侵吞军饷、收受财物，还有人指责他纵容部下、处置军务失当。更麻烦的是，苗沛霖和宋景诗这些被他寄予希望的力量后来接连出现问题，使胜保此前的判断显得越来越站不住脚。
至于后来广泛流传的那段故事——胜保得到陈玉成的女眷后带在身边炫耀，这样一个手握重兵的钦差，在军营里带着姬妾，再加上当时外界早已有不少关于他骄纵贪淫的议论，民间自然很容易把陈玉成的女眷、战利品和胜保联系到一起。
于是，真实的政治案件和后来的传奇故事慢慢叠在了一起。
对胜保而言，最要命的却不是这些花边传闻，而是朝廷认为他已经越来越难控制。
等到调查真正落下来，胜保过去那点战功已经挡不住了。他被解除职务，押回北京，交刑部审办，家产也遭查抄。昨日还是钦差大臣，转眼便失去了军权。
审讯时，胜保并不服气。
他承认过自己带妾随军，却认为不少指控是别人有意陷害。但朝廷最后给出的判断非常重：他的问题不只是私德，而是贪污、欺罔，以及长期纵容苗沛霖等人，最终养成祸患。
同治二年，也就是1863年，胜保的命运走到了尽头。
考虑到他过去确实打过仗、立过功，最终没有按照更重的刑罚公开处置，而是留下了“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这样的结果。民间后来把这一幕说得更加直白：过去的功劳只能换最后一点体面，却再也换不来性命。
这时再往回看1862年，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陈玉成被送到胜保军中时，胜保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与苗沛霖结下的关系，后来恰恰成了清廷追究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以为擒到陈玉成证明自己的判断没错，却没有看清苗沛霖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今天站在哪一边，而是谁都无法保证他明天站在哪一边。
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种危险。
1863年，苗沛霖再次与清廷决裂，很快兵败身亡。于是陈玉成、胜保、苗沛霖三个原本立场完全不同的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退出舞台。
这才是这段历史最值得琢磨的地方。
战争年代，功劳看起来很硬，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保险。陈玉成失去的是战场主动权，一旦庐州守不住，他能够选择的路越来越少；胜保失去的则是朝廷信任，他越想依靠私人关系和地方武装增加筹码，越容易让上面觉得他已经越过边界。
一个败在大势转折，一个败在没有看清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