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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外交归大陆,经济自主权归台湾,王金平曾想通过这样的“一国两制”完成统一,是

军队、外交归大陆,经济自主权归台湾,王金平曾想通过这样的“一国两制”完成统一,是否可行?
台海议题里,最容易喊的是口号,最难谈的是统一以后到底怎么安排。王金平这些年不断把“两岸和平”摆到台面上,又提出“主权同而不分、治权互不隶属”的说法,因此外界把他的思路进一步概括为,国防和外交由大陆统筹,中国台湾省保留经济与地方治理方面的较大自主空间。听起来像是给复杂难题画了一张简图,可一旦真正落到“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里,哪些能谈,哪些不能模糊,边界其实很清楚。
王金平不是临时起意。2024年,他推动成立“中道和平联盟智库”,强调两岸和平与交流。同年11月赴福建漳州祭祖参访时,他公开表示两岸人民血脉相连、文化同根、宗教同源,希望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随后,他又提出“主权同而不分、治权互不隶属”。国台办当年12月回应时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愿意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交流沟通。
这就把问题的门槛划出来了。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讨论,但“一国”必须先立住。王金平方案里最有现实感的部分,恰恰是把国家主权事务和地方治理事务分开考虑。国防、外交关系国家主权、安全和整体利益,统一后由中央统筹符合国家治理逻辑。经济、社会管理以及具体民生事务,则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台湾省的现实情况设计具有弹性的制度安排。
大陆公开政策也一直留出了这样的空间。关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明确提出,和平统一后,中国台湾省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得到充分尊重,私人财产和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这里的逻辑并不复杂,国家是一家,家里可以有不同装修风格,但房产证不能一人拿一半,各写各的门牌号。
因此,“经济自主权归台湾”如果理解为统一后保留较强的经济管理自主性,是可以进入制度讨论的。中国台湾省产业结构、市场机制和社会运行方式都有自身特点,没有必要为了统一而把成熟的经济机制全部推倒重来。大陆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和广阔发展空间,统一后两岸经济联系反而有条件进一步制度化。对普通台湾民众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抽象名词,而是工作是否稳定、企业是否有市场、养老金有没有保障、年轻人还有没有发展机会。
但王金平思路里最容易“卡壳”的地方,也正是“治权互不隶属”。如果这句话被解释为大陆与中国台湾省长期保持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那就与国家统一的基本含义发生冲突。高度自治不是两个主权中心,也不是把国家主权切成两份。更准确的方向,应当是在一个中国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研究中央事权与地方治理权如何配置,把能够交给地方处理的事务尽可能安排好。
岛内政治环境则是另一道难题。民进党当局长期操弄“台独”议题,把正常的两岸交流也塞进政治对抗框架。一些外部势力又不断拿台湾问题做文章,军售、政治表态和所谓安全承诺轮番登场,看上去热闹,真正承担风险的却是岛内民众。越把台湾推向对抗前沿,安全成本就越高,经济发展也越容易被地缘政治绑架。
2026年以来,两岸交流合作仍在推进。年初国共两党智库论坛恢复机制化交流,围绕旅游、产业、医疗、科技等议题展开沟通。8月的两岸智库学术论坛也继续讨论交流促融、反“独”促统。到了8月26日,国台办再次明确表示,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人士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这说明大陆的门一直开着,但门框尺寸也一直没有变。
所以,王金平这套思路有没有可行性,答案不能简单说行或者不行。它把统一后的权力安排拿出来谈,本身比只会喊口号更接近现实,也触碰到了很多台湾民众最关心的安全、经济和生活方式问题。但真正能走通的版本,必须把国家主权统一放在前面,把高度自治和地方治理安排放在统一后的制度设计中讨论,而不能反过来用所谓“互不隶属”架空“一国”。
台海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套听起来漂亮的文字游戏,而是一套能够让国家主权得到维护、台湾民众利益得到保障、两岸长期和平得到巩固的制度方案。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愿意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也愿意听取两岸各界意见,这恰恰说明统一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要把国家安全、民族复兴和台湾民众福祉放到一张桌子上统筹。

军队和外交归中央,经济和地方治理保留较大自主空间,可以成为讨论的一部分,但前提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只有一个,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根基稳了,许多技术性问题都能谈;根基不稳,再精巧的方案也只能停在纸面上。和平统一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谁“让”了多少权,而在于统一之后两岸能够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发展,让中国台湾省民众真正分享到国家强大和民族复兴带来的安全感、发展机会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