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个七品县令的年薪不低，他们为什么还要贪？

宋朝一个大县的县令，月薪二十贯铜钱。换算今天，将近一万五千块人民币，这还只是最基础的那一项，正俸。

加上粮食折算、职田租收、各类补贴，总收入轻松超过两万。

你说这还不够吗？偏偏，史书里有句话记得明明白白："廉吏十一，贪吏十九。"高薪的宋朝，清官十个里只占一个。这是为什么？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得先把宋朝县令的收入单子摊开来看。

根据《宋史·职官志》，宋代地方州县官员，大县县令每月正俸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另有禄粟月五至三石。

光看这两行，确实可观。

但俸禄这件事，不能只看最高那档。

宋朝的文官分三大类：朝官、京官和选人，也就是最底层的幕职州县官。整个宋朝文官队伍里，选人占了大头，一万多人。

这些人才是真正跑到县里干活的那批。

而这批选人的处境，苏轼的好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下了一首诗。

一个初任县尉的官员，被一个穷书生来信讨米，回了这么一首诗："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童仆岂免遭饥冻。"

翻译一下：我月俸五贯多，家里妻儿连糟糠都吃不饱，仆人快冻死了，你还来找我要米？

这是官员的真实叫苦，不是表演。

所以问题就来了，薪水看起来挺多，实际上为什么不够用？这里头有几层说不清的账。

宋朝人重家族，当官的人通常不是一个人在过日子，是"举族依其而居"，整个大家族都跟着来，靠这个官员一个人养活。

当时普通官员一家往往有数十口人，甚至百口以上。

若一家按二十口人算，每月光口粮就要花掉五贯四百文；再加上仆役衣食、客人往来、四季衣物，月月都是精打细算。

再往上推一级，到了县令这个位置，开销就更大了，因为你要撑起一个与你身份相配的门面。

宋朝县衙里，官方编制只有知县、主簿、县尉这几个人。

但一个县的日常运转，需要书手、孔目、押司、录事……

这些处理公文、记录账册、上传下达的人，在王安石推行"重禄法"之前，胥吏基本没有政府俸禄，只能以受贿为生，成了严重的社会公害。

而这些人，名义上归你县令管。你管得了他们贪，还是管不了？

管不了，你就是他们的同谋；管得了，你先得给他们一口饭吃，这饭谁出？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是进入了一个灰色地带。

宋朝官员太多了。

按照宋朝官员的平均比例，一个差遣候补的官员大致有三人，国家要发三个人的俸禄，但实际有工作做的只有一人。

科举考完，你不是马上就能当县令的。

你要守选，在家等着，等有位置空出来，等上级考察，等排队轮到你。

王安石曾提到，基层官员实际所得，多者八九贯钱，少的四五贯，整个算下来六七年才得三年之禄，实在贫困得很。

等了三年、五年，终于当上县令，那几年荒废的日子，欠下的债，家里花掉的积蓄，人心里怎么想？

"这几年亏的，得在任上补回来。"

官场从来不是靠俸禄爬升的。逢年过节，要给上司送礼，夏天叫"冰敬"，冬天叫"炭敬"，上司过生日，不能空手。

顶头上司来巡视，要安排宴席，这叫"接待"，走了还得送盘缠，叫"饯行"。

这些支出，没有哪个条文规定，但不做，你的仕途就完了。所以合法的那点工资，根本覆盖不了这条通道的成本。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这些理由，是所有县令都贪腐的借口吗？不是。

宋朝也有真正廉洁的官员。

包拯，历史上公认的大清官，在开封府任上年收入超过两万贯。

但他对公用钱归公、对自身克己节俭；而与他同朝的寇准，同样高俸，却"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豪奢无度，反而常年入不敷出。

同样的薪水，廉者自廉，贪者自贪。

这正是北宋研究者得出的一个结论："官吏的廉与贪，主要由其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宋朝统治者的思路是"厚禄养廉"，给高工资，官员就不贪了。

但他们忽略了一件事：真正的贪，往往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欲望没有边界。

宋仁宗时，高官宋祁灯红酒绿地享乐，他哥哥派人提醒他，宋祁的回答是："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

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高薪养廉的前提，是人进入官场的初心是"廉"，而不是"享福"。

当一个人进官场的目的就是捞钱，再高的工资都是起点，不是终点。

【主要信源】
《宋史·职官志》，脱脱等撰，元代官修正史，县令俸禄原始依据
《北宋"厚禄养廉"与政治风气转变》，人民论坛网，2018年12月，综合宋代史料
《宋代官员俸禄有多高》，知乎历史专栏，综合《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梦溪笔谈》等
《北宋官员高薪为何仍未能"养廉"》，澎湃新闻，2019年
《宋朝：行政成本再高也不降薪》，参考网历史频道，综合《宋史》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