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早年落魄时曾在湖南书院教书，有个学生叫陈树屏，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左宗棠格外关照他，常把自己的口粮分他一半。后来左宗棠去了西北，陈树屏科举不顺，家中老母病逝，妻子带着孩子改嫁，他一个人潦倒度日。实在撑不下去了，听说左宗棠在兰州督办军务，便变卖了家中最后几亩薄田，凑了点盘缠，一路向西去找这位当年的恩师。
 
一个读书人，走了四十多天，鞋底磨穿，脚底全是血痂，只为见当年给过自己半口粮的老师。
 
到了兰州，他没有立刻得到差事，反而被安排进马棚，整整喂了四个月马。这个人叫陈树屏，老师正是当时在兰州督办军务的左宗棠。
 
这段旧事常被后人讲起，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师生重逢，而是左宗棠为何没有马上提拔他，而是先让他做一件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活。
 
陈树屏早年在湖南书院读书，家里穷，天分却不错。左宗棠当时在书院教书，对这个学生格外照顾，常常把自己的口粮分一半给他。
 
后来左宗棠去了西北，陈树屏的日子却越过越难。科举没有考出结果，母亲病逝，妻子带着孩子改嫁，他一个人留在家乡，慢慢到了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步。
 
实在撑不下去，他卖掉家里最后几亩薄田，凑出一点盘缠，从湘西一路向西，走了四十多天，赶到兰州找左宗棠。
 
那时的他，身上只有一件补丁摞补丁的青布长衫，脚上是一双草鞋。到了总督衙门前，鞋底已经磨破，脚底结满血痂。
 
门口守卫看完名帖，又打量他一番，显然不相信这样一个穷书生能见到督帅。陈树屏没有硬闯，也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坐在衙门对面的墙根下，一等就是两天。
 
渴了，他喝水渠里的水，饿了，就啃怀里最后一个干饼。第三天傍晚，左宗棠的轿子回府，他突然跪在路中间，大声喊了一句，左老师。
 
轿帘掀开，左宗棠看了他一会儿，认出了这个当年总吃不饱的学生。
 
陈树屏被带进府里，吃了饭，洗了热水澡，也换上了干净衣服。那一晚，他心里重新有了盼头，觉得老师还记得自己，接下来总能谋个差事吧？
 
第二天，他穿戴整齐去见左宗棠，结果听到的第一句话，却是让他去后衙喂马。
 
一个秀才，去干喂马的活，心里能没有落差吗？陈树屏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可面对左宗棠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他最终只说了一个是字。
 
这一干，就是四个月。
 
天不亮，他就起来铡草、拌料、清理马粪，给马刷背。甘肃冬天寒冷，马棚四面漏风，他晚上只能裹着薄被，缩在草料堆旁边过夜。
 
跟他一起干活的老军头看出他的闷闷不乐，劝他说，督帅真不想管你，早就把你赶走了，既然让你留下，肯定有安排。
 
陈树屏嘴上答应，心里却还是想不通。老师到底是在磨炼他，还是把他忘在了马棚里？
 
转年开春，机会终于来了。
 
左宗棠把他叫到签押房，指着几本后勤账簿说，粮台账目乱得很，你三天内给我理出一个准数。
 
这项差事可比喂马难多了。账簿上的进出记录混乱，数字对不上，有些纸页还被老鼠啃掉半边。陈树屏没有推辞，抱着账簿回到马棚旁边的偏房，点着油灯，一页一页核对。
 
三天三夜，他几乎没有合眼，困了就掐自己的大腿，饿了就啃几口冷馍。最后，他不仅理清账目，还找出了亏空和漏洞。
 
左宗棠看完报告，只评价了一句，字丑了点，账做得干净。
 
这句话听着不热闹，却说明陈树屏已经过了第一关。接下来，他被调到粮台衙门，从最底层的书办做起，负责收发、登记和核销。
 
左宗棠没有给他空头承诺，也没有逢人夸奖这个学生。交代事情时，往往只有一句，办不好你自己看着办。
 
可差事却一次比一次重要，从账目，到粮草，再到前线转运，陈树屏逐渐接触到了真正的军务。
 
两年后，新疆军兴，左宗棠筹备西征粮草，把他调到哈密负责前敌粮秣转运。几万人的粮食，得从漫长而艰险的道路上送到前线，任何一环出问题，都可能影响全军。
 
有一次，运粮队在戈壁深处遇到沙暴，驮畜受惊逃散，粮食损失过半。陈树屏没有坐等责罚，而是设法联系当地蒙古头领，借来骆驼，又雇用驼队，把缺口补上，按期把粮食送到前线。
 
西征结束后，他因功被保举为知县，分发陕西。临行前，他去向左宗棠辞行，左宗棠才把当年安排喂马的原因说透。
 
他告诉陈树屏，聪明人最容易吃的亏，就是觉得自己不该干小事。让他喂马，是为了磨掉身上那股秀才架子。
 
 陈树屏后来在陕西做了三任知县，每到一地，都先下田埂，和百姓聊天，不急着摆官架子。有人笑他不像个县令，他就说，兰州马棚里的脏活累活都干过，蹲在田埂上说话，反而比当年舒服。
 
说到底，左宗棠真正考验的不是陈树屏能不能吃苦，而是他能不能放下身份感，把小事做扎实，把难事扛下来。
 
如果一个人连马棚都不愿进，账簿也不愿碰，前线粮道又凭什么交给他？暮年的位置，常常不是靠一句知遇之恩换来的，而是靠一次次不体面的任务，慢慢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