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大屠杀成为国家理由，那么希特勒没有错，内塔尼亚胡也没错。

1986年春天，特拉维夫一间狭小的公寓里，七十岁的犹太老人雅各布·斯坦因关掉了收音机。新闻里正在播报加沙地带的冲突，播音员的语气平板而熟悉——那种语调他听过，五十年前，在华沙的犹太隔离区，德国士兵用同样的语气宣读每天处决的人数。他站起来，膝盖咔哒响了一下。窗外的蓝天下，一座崭新的白色楼房正在施工，起重机缓缓转动。那栋楼建在当年英国人托管时期一个旧市场的废墟上，推土机挖地基时，常翻出些碎瓷片和生锈的犹太烛台。雅各布盯着那个缓慢转动的起重臂，忽然想起1943年，他十六岁，手里攥着一把从德国军车上偷来的扳手。

那时他和另外两个少年藏在下水道里，靠一个波兰管道工每天扔下来的半条黑面包活着。管道工叫扬·科瓦奇，瘦得像根铁轨，会说的意第绪语不超过十个词。其中一个夜晚，扬从铁篦子上方丢下来一团油纸，里面包着一块奶酪和一张字条。字条用波兰文写：“明早德军搜捕市场东侧，不要出来。”雅各布把字条翻过来，背面是一行潦草的德文，像是从什么文件上随手撕下来的：“根据元首命令，犹太人问题是最终解决。”他那时候不完全懂“最终解决”是什么意思，但他认得那个签名旁边盖的鹰徽章印子。他把纸条塞进鞋底，那块奶酪分成三份，一人一口。奶酪是咸的，带着一股烟熏味，他至今忘不了。

他活下来了。战后他去了法国，又辗转到了以色列，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开了间小五金铺。他以为把扳手和下水道和那张字条都留在了欧洲。但此刻，收音机里的播报声钻进耳朵，他忽然觉得脚底那块鞋垫的位置隐隐发烫。当晚，他的儿子约西来吃安息日晚餐。约西四十五岁，在国防军后勤部门工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毛衣。雅各布把收音机的事说了，约西切着一块烤鸡，没有抬头。“爸，你又听那些国际频道。”他用叉子点了点盘子，“我们有自己的新闻。”雅各布问他，如果在加沙，有一家人藏在废墟下面，一个巴勒斯坦管道工每天丢下半条面包，他会怎么做。约西放下刀叉，盯着桌上的蜡烛。蜡烛烧出一截长长的烛泪，歪向一边。“那是他们的战争，”约西说，“他们选了哈马斯。”雅各布说，十六岁那年他什么都不选，他只选了活着。约西站起来，把盘子收进水槽，水声很大。

那之后雅各布常去雅法港的老码头坐着。码头现在改成了游客散步的长廊，但尽头还剩一段生锈的铁轨，是英国人撤离时留下的。他坐在铁轨旁边的长椅上，看年轻人滑滑板，看情侣自拍。他带了一本旧笔记本，上面是他用希伯来语零零碎碎写的一些东西——哪个波兰邻居敲过下水道井盖提醒他们，哪个德国士兵在队列里多给了一片面包，扬·科瓦奇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44年冬天。他翻到最后一页，空白页上只写了一行字：“国家理由，抵不上一块面包的重量。”他合上本子，放进外套内袋。傍晚的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跟那块奶酪的味道一模一样。

1988年春天，雅各布把一本薄薄的自印小册子放在社区图书馆的还书台上，书名是《下水道的面包》。印刷粗糙，错字不少，里面没有控诉，没有论点，只写了他看见的：一个波兰人、一块奶酪、一张字条、一个铁篦子。没有人借。图书管理员把它插进“地方回忆录”最下面一层。约西知道这事后，三个月没有回家吃饭。但有个下午，雅各布去买面粉，经过街角的咖啡店，看见一个穿黑色长裙的阿拉伯女人正坐在露天座位上翻那本小册子。她翻得很慢，食指沿着字行移动，像在学认字。雅各布走过她身边，她抬起头，问：“这个波兰人，后来呢？”雅各布停住。阳光晒在桌面上，咖啡杯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说：“后来他不见了。但我活着。”女人合上书，指着封面上那个印歪了的标题，用很轻的声音说：“我父亲是加沙的面包师。我们家的地窖，有时候也放人。”

雅各布回到公寓，把笔记本掏出来。那页写“国家理由”的纸被他撕下来，叠成四方，塞进灶台后面一条裂缝里。他做了这个动作，心里忽然很安静。外面起重机的灯光照在天花板上，晃了一下，又晃了一下。他没有再看新闻。他只知道，那块面包他是吃下去了，咸的，带烟熏味。如果有人问值不值，他会说，值不值是另一回事，面包会吃完，但递面包的手得留下。

那个阿拉伯女人再也没有出现在他常去的街上。小册子后来从图书馆下架了，据说因为占地方。但雅各布的面粉袋里，偶尔会多出一块用蜡纸包着的奶酪。他不问是谁放的，也不打算查。他照样揉面，烤面包，然后把面包切开，摆在窗台上，等鸽子来啄。鸽子啄完就飞走，什么理由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