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事先知道西安事变的计划吗？

可以肯定根本不知道，连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许多部队长官都不知道。西安事变纯粹是一个冲动行为，完全没有周密详细的计划，基本上就是先做了再说。

12月10日蒋介石开会，指示12日对陕北苏区下达总攻击令，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答应就撤了二人，换蒋鼎文卫立煌接手。张学良慌了，赶紧找杨虎城商量，直接决定动手。然后派刘桂五去华清池觐见蒋介石顺便摸一下地形路线(说明之前根本没想这方面的事)。

当天晚上，张学良独自驾车来到新城杨虎城的官邸，与杨虎城研究当前形势和“兵谏”的目标是什么，讨论到后半夜。经过商讨，明确发动“兵谏”的政治目的是打破蒋介石进行内战的局面；确定西北、华北、广西、四川分立形势，使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西北方面没有进攻的可能；强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在西安召开各有关方面参加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还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一条基本原则，即蒋介石必须声明放弃其国策，并确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有地位。

12月11日，杨虎城到金家巷张学良官邸开始细化兵谏计划，大体是扣留蒋介石行动由东北军张学良的卫队营负责，105师负责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对驻扎在兰州的中央军，由东北军解除其武装，控制停在兰州机场的飞机。逮捕在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关闭西安机场，控制机场一百多架飞机的任务由十七路军负责。并确定三点：第一，确定于12月12日凌晨在临潼和西安城内同时行动。第二，控制电话。凡蒋介石处与南京、西安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学良官邸的总机接线。全面监听他们之间通话的内容。在行动开始之前，如发现蒋介石有觉察，或有异动，或有特务和其他方面向蒋介石告密等情况，立即派随时备用的两个加强连驰往临潼扣蒋留蒋介石；如果时间紧迫，由西安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县内的刘多荃部火速前往执行任务。第三，如果情况没有变化，12日凌晨在临潼扣留蒋介石。要用突袭方式迅速控制蒋介石的侍卫，解除其武装；把蒋介石从睡眠中唤醒，由东北军武装胁迫他到西安。不应在对方没有发觉的情况下首先开枪，造成混战，危及蒋介石的安全。

蒋介石打算12月12日离开西安。11日晚，举行告别宴会。张学良出席了蒋介石的告别宴会。 这天晚上，张学良还与杨虎城联名宴请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宴会由杨虎城主持。

12日凌晨动手。

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所以计划也来不及制定的太细，而且当时情绪也相对紧张，为了避免泄密就必须让知情人越少越好。所以除了行动本身涉及的几个部队的领导必须知情外，别的部队，也可能是来不及，也可能是时间紧迫想不起来了。大体上，东北军这边，凡是不在西安城的将领，比如53军军长万福麟(在保定)、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咸阳)、炮兵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当时都不知道，都是扣蒋行动发生后才接到命令。十七路军这边也差不多的情况。这也是事变发生后许多部队进退失据的原因。

而张学良宣布要起事的决定，是在11日晚上晚宴结束后召集西安城内的将领和部分文官宣布的，当时会场一片哑然。过了好一阵，于学忠、米春霖等人才提出“抓住蒋介石以后怎么办？”“副司令已确定执行这一决定了吗？”之类的问题，张学良的回答是：“捉了以后再说。”为了给大家打气，以及缓解大家的不安，张学良反复强调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拥蒋抗日”，“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这下大家的心里才踏实不少。

不过这也好，自己人反应的时间不多，更别说蒋介石那边了，这连想泄密的时间都没有。不过还是出叛徒了，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薛斌叛变告密，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洛阳快速反应应对的原因，12日清晨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紧急派出飞机去临潼试图把蒋介石抢出来。不过幸好当时捕捉蒋介石的队伍已经控制华清池，惊险的是这个飞机飞到临潼时蒋介石正在攀岩，还没有抓到，于是这架飞机和飞行员被东北军一起扣了。

杨虎城那边的动员情况也差不多， 而且反复内耗焦虑万一失手怎么办(一切行动的前提是东北军能够安全的活捉蒋介石，如果没抓到还是对蒋开枪了都是万劫不复的结局。最终选择不想了)。本来想立即派车去大荔接冯钦哉来西安通气，但是又寻思到时候需要他在部队指挥袭占潼关，还是别耽误事接他吧。和张学良商量咋办，张学良的回复是你自己看着办。

连夜布置任务，12日早上五点半开始行动突袭华清池。上午九点多抓到了蒋介石。而十七路军在西安同步行动，在不到八点经过小规模战斗完成对西安蒋系武装缴械和扣留军政大员的任务。

所以延安方面是根本不知道西安事变计划的，毕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量骨干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说这次行动本身，虽然仓促，但是保密工作做的还是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