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毛主席问陈毅谁当上海市长最合适？陈毅：反正我是不想当。毛主席听完这话，抬起头看了看陈毅。“你不想当？那你说说，谁当合适？”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出任第一任市长。这个决定看似顺理成章，背后却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推辞。

毛主席问他，谁当上海市长最合适。陈毅连连摆手，说自己反正是不想当，还主动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

这是真不想干，还是在推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从南昌起义到解放战争，陈毅长期带着三野在华东作战，对这里的民情、方言、地方势力都熟悉。上海即将解放，按他的想法，三野继续向更艰苦的地方作战，二野经过千里跃进大别山，吃了太多苦，正好可以留在大城市休整。

说白了，陈毅不是怕担责任，而是想把相对轻松的差事让给战友。

毛主席听完，笑着说这像孔融让梨。随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也被叫来，几个人坐在一起谈。

刘伯承说得很直接，他和邓小平已经商量过，二野更适合去西南。两人都是四川人，对西南情况熟悉，三野则在华东经营多年，留在上海更合适。

陈毅一听就急了，说自己也是四川人。

邓小平接过话，指出陈毅是四川人不假，但三野长期在华东，熟悉当地语言、风俗和社会关系，留下来处理城市事务，更有基础。毛主席也认可这个判断，三野在华东时间长，部队和地方已经形成联系，这是中央考虑陈毅的重要原因。

人选还不只是军队内部讨论，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征求黄炎培、陈叔通、柳亚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见，他们都赞成陈毅出任市长，认为他兼具文才和武略，是少见的儒将。

可陈毅接手的上海，并不是一座等着新市长来剪彩的城市。

国民党撤走前，留下的是工业停摆、失业严重、食品短缺、物价飞涨，特务和流氓横行。军事上的战斗结束了，经济上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最先爆发的是货币和物价问题，金圆券失去信用，人民币刚进入上海，市民对纸币贬值仍心有余悸。南京路上的一些大商场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街头银元贩子甚至发展到数万人。

陈毅和华东局先尝试用市场办法解决，向外投放10万枚银元，结果很快被投机者吞掉。6月10日，市公安局突袭汉口路422号证券交易所大楼，银元投机受到打击。

结果很快出现，银元价格下跌，大米连续降价，食油也跟着下跌，人民币终于在上海站住了脚。

投机资本接着转向大米、棉纱和煤炭，想继续操纵市场。陈毅向中央报告，由陈云统一调度，从各地紧急调运粮食、棉花等物资，同时集中抛售。投机商两头受压，不少人赔得倾家荡产，这场经济战被称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那上海战役本身又是怎么打的？陈毅提前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市区作战不许使用重武器，进城后一律不许进入民宅。有人问，下雨怎么办，生病喝水怎么办，陈毅回答得很硬，说不进就是不进，谁也不能破例。

1949年5月28日清晨，上海市民打开家门，看见道路两旁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民族资本家荣毅仁看到这一幕，感慨国民党回不来了。

这不是简单的形象展示，上海是远东大都市，建筑、工厂、码头和金融机构都不能在战火中毁掉。很多解放军战士倒在苏州河桥头和敌人暗堡前，城市保住了，代价却由战士用生命承担。

进城之后，陈毅又要面对资本家和外国人。

1949年6月2日，他主持工商界座谈会，邀请九十多位工商界人士参加，明确说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陈毅不摆官架子，和荣毅仁等人谈生产、谈贷款、谈工厂困难，承诺不随意没收企业，先让工厂恢复运转。

资本家起初并不完全相信，担心这只是缓兵之计。后来发现政策确实落地，政府也确实帮助解决资金和生产问题，工商界才逐渐稳定下来。

对外国侨民，陈毅又是另一种态度。有人开车撞人，有人拒绝接受检查，他不因为对方是洋人就退让，该处罚就处罚。美国领事馆一名副领事因不配合检查被哨兵扣下，领事馆提出抗议，陈毅没有给特殊待遇。

在过去，上海人见惯了对洋人低头的官员。如今处罚照办，洋人也得认罚，老百姓自然看到了变化。

陈毅平时性格爽朗，处理事情却不含糊。有一次商会开会，他迟到几分钟，上台先向大家道歉，说自己因处理急事耽误了时间。商人们一时都愣住了，过去哪见过官员当众向普通人认错？

到了1950年初，上海又出现特务活动和社会骚乱，电力也受到影响。陈毅连夜组织抢修，亲自赶到发电厂慰问工人，没过几天，城市恢复供电，相关特务也被抓获。

陈毅兼任上海市长近十年，直到1958年10月离任。1949年那个春天，他说自己不想当市长，后来却坐进汉口路原市长办公室，面对这座满是债务、危机和矛盾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