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本来可以享受“特供”，但每天仍是粗茶淡饭。他的烟瘾很大，早年在大寨时抽自己种的旱烟，赴京工作后，换成了香烟，价格也只在三毛钱上下。

1986年3月26日，72岁的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

一个没念过几年书、头裹白毛巾的山西苦力，一路从泥腿子干到国务院副总理，退下来后又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这辈子算把大起大落活透了。

苦难起家

陈永贵老家在山西昔阳，自小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早年他跟着家里人逃荒到大寨村，没多久父亲上吊自尽，寡母弟妹也各奔东西，剩下他一个人给地主放牛、扛长工混口饭吃。

土改分了田地，他入了党，带头搞互助组，后来当上大寨党支部书记。

那时候的大寨全是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下雨就冲，天旱就裂。陈永贵硬是带着全村男女老少，靠着扁担、铁镐、独轮车，顶着严寒酷暑死磕十几年。

他们用石头砌起一道道坝，填平一条条沟，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硬改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

1963年夏天，大寨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连续几天下暴雨，冲垮了梯田，冲塌了窑洞。面对绝境，陈永贵坚决不向上级伸手要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提出自力更生。

他白天带着大家在泥坑里扶苗整地，晚上组织大伙修窑搭棚。那一年大寨粮食不仅没绝收，还按原计划向国家交售了余粮。这一场硬仗打下来，大寨成了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学大寨的浪潮席卷全国。

位居巅峰

大寨名气越来越大，陈永贵的职务也越升越高，一路从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直接跨进了北京城。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上，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坐上国家领导人的交椅，在全国引起轰动。

当了副总理，他依然头裹白毛巾，脚穿老布鞋，说话带着浓重的昔阳口音。他在北京不领国家副总理的高级工资，只记大寨大队的工分，靠国务院每个月给的一百多块钱生活补贴过日子。

他在全国大力推行大寨模式，强调苦干硬干，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他在昔阳县主导西水东调这样的大工程，耗费了巨额人力财力，最后却效益平平。

因为不懂现代经济规律，把个别山区的特殊经验盲目生搬硬套到平原和牧区，各地农业发展遇到了不小的阻碍，争议也越来越多。

急流勇退

时代在往前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安徽凤阳小岗村搞起包产到户，大锅饭体制开始松动。陈永贵思想上转不过弯，依然坚持过去那一套大集体模式，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产生了明显分歧。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他从副总理的高位上退了下来。退职之后，他搬出了高门大院，住进普通的居民楼。

组织上照顾他的生活，给他保留了相应待遇，并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到了东郊农场，他没有撂挑子抱怨，而是骑着自行车下地，帮农场看麦苗、挑水浇地，给农场职工提种植意见。看着全国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年年增产，农民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也慢慢放下了当年的固执。

晚年他查出肺癌晚期，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依然关心农村的事。去世之前，他留下遗言要把骨灰带回山西大寨。

大寨人把他的骨灰安葬在虎头山上，面向他当年挥汗开垦出来的层层梯田。从放牛娃到副总理，再到农场顾问，他最终回归了脚下的泥土。

他的故事一直被人们记住，不仅在于他的传奇经历，更在于他朴实干净做人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