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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两地下党被敌包围,一人径直走到敌人跟前:指挥部怎么走

抗战时,两地下党被敌包围,一人径直走到敌人跟前:指挥部怎么走
史料札记:1940年8月27日拂晓,山东桓台县傅家山村东土路上,县委组织部长李本荣与通讯员张经文遭日伪军围村,李本荣换上大褂礼帽,直朝敌阵走去。
一、鸡叫头遍
1940年8月的鲁中平原,青纱帐长得比人还高。玉米叶子宽大肥厚,密密匝匝挤在一起,从路边望过去,只看见一片深绿连着一片深绿,风吹过来,叶子哗啦啦响,像是藏着千军万马。可谁都知道,这片庄稼地里藏的,是断断续续的枪声,是黑夜里的狗吠,是隔三差五传来的某某村子被烧了的消息。
桓台县,就在这片平原的北端。南边靠着张店,北边接着博兴,东边是临淄,西边是长山。站在地图上看,这地方卡在胶济铁路的北侧,又守着通往清河区与胶东区之间的几条要道。
日本人占了张店之后,铁路沿线修了炮楼,公路上设了关卡,隔不了几里地就是一个据点。索镇,那是桓台县里数得着的大镇子,镇上驻着日伪军,平日里有事没事就出来“扫荡”一趟,弄得四乡八村的老百姓天不黑就关门闭户。
那几年,桓台的老百姓嘴里最常念叨的一个词是“跑反”。鬼子来了就跑,跑了再回来,回来再跑。地里的庄稼有时候来不及收,眼睁睁看着烂在地里。有人家的牲口被牵走了,有人家的房子被点了火,有人家的儿子被伪军抓了壮丁。日子过得像是踩在薄冰上,不知道哪一脚下去就是深渊。
可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还有人没走。不但没走,还在黑夜里一个村一个村地跑。
中共桓台县委就活动在这片土地上。1940年的时候,县委机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可能就搬到那个村。县委的干部们白天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晚上才碰头议事。
有时候在牲口棚里,有时候在坟地旁边的看瓜棚里,有时候就在庄稼地深处的一间土坯房里。桌子是借的,板凳是砖头摞的,灯是一盏豆大的菜油灯。开会的时候,说话声音都得压到最低,耳朵还得竖着听外头的动静。
桓台县委的组织部长叫李本荣。这年他24岁,个子不算高,肩膀宽厚,脸上带着一股子超出年龄的沉稳。
李本荣原名张奎濂,1916年出生在淄博张店区北岭村一个普通农家。1937年10月,抗战全面爆发的那个秋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他21岁,还不到真正懂事的年纪,可他已经认准了一条路。
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长桓县二区区委书记。1940年,长桓县改称桓台县,他成了县委组织部长,管着全县的党员发展、组织建设和干部调配。
那年月当组织部长,可不是坐机关批文件。他得一个村一个村地跑,跟党员接头,发展积极分子,安排交通员,布置联络站。他的口袋里经常揣着一卷薄纸,上面记着各个联络点的代号和接头暗语。
这些东西不能带在身上太久,用完了就得烧掉。他有个习惯,火柴从来不放在一个兜里,左边兜放几根,右边兜放几根,紧急时候不管摸到哪边都能马上点着。
跟着他跑腿的通讯员叫张经文,桓台本地人,比李本荣小几岁。小伙子个子瘦高,腿脚利索,话不多,但眼尖手快。他负责在干部们之间传递消息,有时候也要送信到邻近的区里去。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是最危险的。路上随时可能碰上日伪军的巡逻队,碰上了就得想办法应付,应付不了就得跑,跑不掉就得拼。
两个人在路上搭伴走的时候,李本荣话多一些,张经文听着,偶尔应一两声。李本荣爱说的一句话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他不是怕死,他是怕死了之后那些还没转移的同志没人管了。
8月下旬的这天晚上,县委收到了一份内线送来的密报。密报的内容很简短,但分量很重:盘踞在索镇的日伪军正在调集兵力,准备当夜出发,突袭县委驻地傅家山村。
这份情报是潜伏在索镇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冒死送出来的。传递情报的交通员走的是庄稼地里的小路,绕过了敌人的好几个哨卡,鞋子都跑烂了一双。密报送达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县委的几个人碰了头,来不及多商量,立刻分头行动。李本荣负责通知傅山村周边一带的党员、干部,还有那些在明面上活动、身份已经半公开的革命群众。他带上张经文,两个人摸黑出了村子。
二、拂晓前
那一夜没有月亮。
天是墨色的,星星也躲在云层后面,不肯露脸。路两旁的玉米地黑黢黢一片,只有风吹过的时候,叶子才发出一点窸窸窣窣的声音。李本荣走在前面,张经文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保持着几步的距离。不走大路,专挑田埂和小道。脚下是松软的泥土,踩上去没有声响。
傅山村周边散落着好几个小庄子,每个庄子里都有党员或者联系户。李本荣挨家挨户地敲门,敲门的节奏是事先约定好的,三下轻,两下重。门开了,他也不进屋,就站在门槛外面,压低嗓子把情况说了,嘱咐对方赶紧收拾东西,带上家里人往事先安排好的方向撤。有的人还在睡梦里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揉着眼,听明白了之后脸色就变了。有的老人不愿意走,说家里还有几只鸡没来得及抓。李本荣急得直跺脚,说鸡不要了,人要紧。
跑完一个庄子,接着跑下一个。张经文有时候被派去更远一些的村子送口信,两个人分头行动,约好了在某个路口碰面。张经文的脚底板磨出了水泡,可他一声没吭。他后来跟人说起过那一夜的感觉,说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赶在鬼子前头。
等最后一户人家也通知到了,天边已经泛起了灰白色。东边那层薄薄的亮光像是从地底下渗出来的,一点一点地往外洇。远处的树梢开始有了轮廓,近处的土路也能看出个大概了。李本荣和张经文在庄子东面的路口碰了头。两个人都是一脸疲惫,身上沾着露水和泥点子。张经文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说都通知到了。李本荣点了点头,说走吧,趁天还没大亮,赶紧出村。
两个人沿着土路往东走。张经文走在前面,脚步比刚才慢了些,紧绷了一整夜的神经稍微松了一点。他正想着出了村之后往哪个方向拐比较安全,忽然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个黑影闪了一下。他立刻停住脚步,右手往后一伸,按住了李本荣的胳膊。
李本荣也看见了。
两个人蹲下身来,伏在路旁的草丛里。清晨的草叶上挂着露水,凉丝丝地贴着他们的手背和脸颊。张经文轻轻拨开前面的草秆,往外头看。
天已经亮了大半。村外的土路在晨光里看得清清楚楚。一支队伍正沿着土路朝村子方向走过来。这些人穿着杂色的衣裳,有的套着灰布军装,有的穿着便衣,但每个人肩上都背着一杆长枪。脚步声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跟清晨的虫鸣声混在一起,要不是张经文反应快,再往前走几步就得跟他们迎面撞上。
是伪军。
张经文扭过头,看着李本荣,嘴唇动了动,声音有些发紧:“李部长,怎么办,咱们出不去了。敌人恐怕已经开始围村了。”
李本荣没有马上答话,他的目光越过草丛,盯着那支正在靠近的伪军队伍,数了数人数,看了他们的行进方向,又扫了一眼周围的地形。他蹲在草丛里,跟一尊石像似的,连呼吸都放慢了。
他脑子里在转。
往回走,回村子里去,不行。敌人是冲着村子来的,回去就是瓮中捉鳖。往两边跑,穿过玉米地,也许能跑出去,但动静太大,万一被听见了,人家有枪,跑不掉的。最要命的是,他手上还带着张经文。他自己一个人怎么样都好说,可张经文还年轻。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前一天晚上出门的时候,他往背上的包袱里塞了两件东西。那是两件崭新的大褂,还有两顶礼帽。那是一个做布匹生意的熟人送给他的,说你在外面跑,总得有两件体面的行头,万一用得着呢。他当时收下了,也没多想,顺手就塞进了包袱里。此刻,这两件行头,竟然成了救命的东西。
他轻轻放下背上的包袱,摸索着打开。包袱皮是蓝布的,里面裹着两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灰蓝色大褂,料子不算顶好,但看着干净利落。旁边是两顶黑色的礼帽,帽檐硬挺,是当时生意人常戴的那种。李本荣把大褂抖开,自己挑了件大的往身上一套,又把另一件递到张经文手里。他压低声音说:“换上。”
张经文愣了一下,接过大褂,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两个人蹲在草丛里换衣服,露水打湿了衣角,袖口沾上了泥。张经文穿好大褂,又接过李本荣递来的礼帽扣在头上,帽檐压得低低的。他自己觉得别扭,可一看李本荣,李本荣已经站直了身子,挺起胸膛,把礼帽戴得端端正正,整个人一下子变了模样,看着像是个跑外柜的掌柜,又像是个下来查账的账房先生。
李本荣把换下来的衣服塞进包袱里,又把包袱藏到路边的草丛深处。他转过身来,看着张经文,低声说:“走在我的后面,一会儿遇到敌人的话,什么也别说,一切见机行事。”
张经文点了点头。他的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但他没有犹豫。他跟在李本荣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从草丛里走出来,径直朝着那群越来越近的伪军走去。
三、径直向前
土路不宽,两旁的玉米地像两堵绿色的墙。李本荣走在路中间,步子不急不慢,像是在自家院子里散步。张经文跟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低着头,眼睛盯着李本荣的后脚跟。
对面的伪军队伍显然也看见了他们。走在最前面的几个伪军士兵几乎同时停住了脚步,其中一个矮个子兵伸手就把肩上的枪端了下来,枪口对着李本荣的方向。旁边的几个人也跟着端了枪,嘴里喊了一声:“站住!干什么的?”
这一声喊出来,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拽住了。张经文的后脊梁一下子绷紧了,他的脚步慢了半拍,但看见李本荣还在往前走,他也咬着牙跟了上去。
李本荣没有站住。他继续往前走,步子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就像没听见那声喊似的。他抬起头,看着那几个端枪的士兵,嗓门不高但很清楚地开了口:“拿枪干什么?叫你们头儿过来,我有话要问!”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劲儿,好像他天生就该被人听令似的。
那几个伪军士兵互相看了一眼。端枪的手有些犹豫了。走在最前面的矮个子兵扭头朝后面喊了一声,一个当官模样的人从队伍中间走了出来。这人中等身材,腰间别着一把匣子枪,脸上一副狐疑的表情,上下打量着李本荣。
李本荣没有等他开口,先说话了。他直接问了一句:“你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那连长被问得一愣。他本来想盘问对方是干什么的,被这一句反问堵了回去。他看了看李本荣身上那件干净的大褂,看了看那顶端端正正的礼帽,又看了看跟在后面的张经文,心里头在掂量。这人不像是普通老百姓,也不像是逃难的。穿成这样,敢在鬼子围村的时候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还主动凑上来问指挥部在哪,这来头怕是不小。
李本荣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那是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假证件,是他托人做的,上面盖着不知哪个伪机关的红戳子,字迹模糊,经不起细看。但此刻天刚蒙蒙亮,光线还不够亮,他拿在手里在对方面前晃了一下,随即又塞回了袖兜里。他的动作很快,快得像是怕被人看清楚似的,可越是这样,对方就越觉得那东西是真的。
“我们是联络队的,提前来打听一下村里的情况,现在要去找你们营长汇报。”李本荣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个连长,目光沉稳,不躲不闪。
那连长又打量了他一番。联络队,这个词在那个年月并不陌生。日伪军系统里确实有联络队这样的编制,专门负责在各地之间传递命令、协调行动。联络队的人有时候穿便衣,有时候穿军装,但一般都带着点“上面来人”的派头。李本荣这副模样,加上那副理所当然的语气,恰好对上了连长脑子里那个模糊的印象。
更关键的是,那连长自己心里也没底。他只是个带兵出来执行任务的连级军官,上面的事情他知道的不多。万一这人真是联络队的,自己要是刁难了,回头上面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想了想,朝北边指了指:“我们营长在北面。你们过去找他吧。”
李本荣没有多说什么,点了点头,带着张经文径直从伪军队伍旁边走了过去。他走得不快,甚至带着点从容。张经文跟在后面,感觉自己的腿像是灌了铅,每一步都沉得很,可他还是走稳了。他从那几十个伪军身边走过的时候,能闻到他们身上那股子汗味和枪油味,也能感觉到那些人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像是针扎一样。
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会露馅。他也不敢看李本荣的脸,只盯着前面那个穿着灰蓝色大褂的背影。那个背影走得很稳,肩膀没有塌,步子没有乱。
两个人从伪军队伍旁边走过去,越走越远。身后没有传来喊声,也没有枪响。张经文后来才敢想,那一刻他脑子里其实是空的,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是走,往前走。他事后跟人说起这段,总是说:“那次可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四、两个世界
李本荣和张经文走出伪军队伍的视线之后,钻进了一片墓田。
那是一片老坟地,坟头一个挨着一个,高的矮的,新的旧的,坟头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有的坟前还立着石碑,碑上的字被风雨侵蚀得看不清了。两个人蹲在一个大坟包后面,背靠着冰凉的石碑,大口大口地喘气。张经文的手还在抖,他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攥着的拳头一直没有松开过,指甲在掌心里掐出了几道印子。
李本荣靠着石碑坐了一会儿,等气匀了,才低声说:“走,往东南走,那边有个堡垒户。”两个人猫着腰穿过坟地,沿着一条半人高的小路往东南方向去了。小路两旁是齐腰深的蒿草,草籽粘在裤腿上,扎得慌。走了大约一里多地,到了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李本荣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农妇,看见李本荣先是吓了一跳,随即赶紧把他们让进屋里。
这家是县委的一个堡垒户,男人是党员,在外头跑交通,家里就剩下媳妇和一个半大的闺女。农妇给他们烧了一锅开水,又端出几个杂面窝头。张经文这才觉得饿得不行,抓起窝头就往嘴里塞。李本荣喝了口水,把外面的情况简单说了几句,就坐在灶火旁边歇下了。
外头天已经大亮。伪军进了傅家山村,挨家挨户搜了一遍,没搜到人。他们大概也想不到,要抓的人刚刚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走了过去。
可李本荣没工夫高兴。他在灶火旁边坐下来,从兜里摸出那根一直没舍得抽的烟卷,就着灶膛里的火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他心里清楚,今天能走出来,是运气好。但运气这个东西,靠不住。
同一天上午,在傅家山村以西几十里地之外,另一场生死较量正在展开。
桓台县二区石桥村的王毓淼,这天一早接到了区中队的紧急命令。王毓淼是1919年生人,比李本荣小三岁,1939年入党,当时担任桓台县二区区中队队长。他接到的命令是:立即带队掩护二区的干部和群众向预设的转移点撤退,日伪军从张店方向出动了。
王毓淼带着区中队的十几个人,沿着村外的交通沟往东撤。日伪军从后面追上来了,子弹打得路边的玉米叶子刷刷往下掉。王毓淼让区中队的战士分两路,一路带着群众继续撤,一路跟着他留下来阻击。他们趴在交通沟的拐弯处,朝着追上来的伪军打了一排枪,撂倒了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伪军趴下了,不敢再追。趁着这个空档,王毓淼带着剩下的人钻进青纱帐,三拐两拐就没了影子。
同一时间,桓台三区的李长干也在跑。李长干是耿桥一带抗日地下交通站的站长,南到卫固,北到索镇,这一片的情报传递都归他管。1940年秋天,桓台三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坏,敌人的据点越修越多,交通站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窄。这天上午,李长干接到消息说索镇的日伪军出动了,他立刻组织交通站的几个联络点转移文件。有几份重要情报来不及送走,他亲自揣在怀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沿着河堤往北跑。自行车链子半路上掉了,他推着车跑了二里地,把情报送到了下一个接头点。后来李长干被调往桓台北四区工作,再后来去了清河专区贸易公司管油坊。
那一天里,桓台县境内究竟有多少人接到了通知、有多少人安全转移、有多少人没来得及转移,没有人统计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本荣和张经文那一夜的奔走,不是孤例。在那片被日伪据点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平原上,有无数个李本荣、无数个张经文、无数个王毓淼和李长干,他们用脚底板丈量着一条又一条看不见的路线,用性命维系着一张随时可能被撕碎的情报网。
他们没有电台,没有电话。他们传递消息的方式是口口相传,是纸条塞在窝头里,是暗语写在货单的夹缝中。他们联络的暗号可能是敲三下门、问一句“赶集回来了没有”,也可能是一根红头绳系在门框上、一盏灯挂在窗前。这些东西在和平年代看来琐碎得可笑,在那个年月却是生死攸关的密码。
五、一张网
要理解李本荣他们做的事情,得先理解那张网。
抗战时期山东的地下交通线,不是一条线,是一张网。这张网由一个个联络点、一个个交通员、一条条秘密路线编织而成。联络点通常设在堡垒户家里。堡垒户可能是村东头的老农,可能是镇上的小药铺掌柜,可能是伪政权里的“白皮红心”的乡长。他们明面上跟普通老百姓一样过日子,暗地里给抗日队伍通风报信、掩护干部、藏匿物资。
交通员是这个网络里跑腿的人。他们有的挑着货郎担子走街串巷,有的赶着毛驴车走亲访友,有的就靠着两条腿在庄稼地里穿行。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普通人,有家有口,有老有小。他们跑交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觉得这件事该做。
桓台这一带,夹在张店的日军据点和清河区的抗日根据地之间,是情报传递的重要通道。胶济铁路把山东横着切了一刀,路北是清河区,路南是鲁中区。桓台就卡在路北,往东走能到胶东,往西走能到冀鲁边。地下交通线从这个村子穿到那个村子,从这片庄稼地穿到那片树林,有的路线要走一整天,有的要走两三天。交通员出发之前,接头的地点、暗号、备用的第二方案,都得记在脑子里。记不住不行,写在纸上有风险。有的交通员执行任务之前会把手里的纸条反复念上十几遍,念到做梦都在念叨。
交通员在路上遇到日伪军盘查是常有的事。有的人把情报缝在鞋底里,有的人把纸条团成小丸含在嘴里,一旦被拦住就吞下去。有的女交通员把情报藏在大辫子里,或者别在发髻中。那时候的交通员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情报比命重要。人被抓了,情报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李本荣管着桓台全县的党组织工作,他手里掌握着大量联络点的信息。哪个村子有党员,哪个村子有堡垒户,哪个村子可以落脚,他心里有一本账。这本账不能写在纸上,只能记在脑子里。所以他得不停地跑,不断地跟人接头,把信息更新到最新。这也是为什么那天夜里他宁可跑一整夜,也要把傅山村周边的所有人都通知到。那些人不仅仅是他的同志,更是那张网上一个个不能断的节点。
断了一个节点,整张网就可能出现一个大窟窿。
1940年秋天的山东,这样的窟窿越来越多。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山东各地增设据点,加修公路,挖封锁沟。在鲁中地区,日军强迫老百姓挖了宽两米、深两米的壕沟,长达三十多里,围绕山区外围修了一百六十多里的封锁沟,沟外修公路,不能修沟的地方就修封锁墙。以封锁沟为界划设“无人区”,把山里的村民全部赶出去,不许种地,断绝行人。在鲁南和苏中地区,日伪用五百多万根毛竹构筑了长达三百华里的竹篱笆封锁线,沿封锁线筑碉堡、设瞭望哨、建检问所,严密盘查来往行人。
在桓台,敌人的手段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但一样凶狠。索镇据点里的日伪军隔三差五就出来一趟,有时候几十人,有时候上百人,天不亮出发,天亮时包围村子,挨家挨户搜人。搜到了就抓,反抗就杀。搜不到就把村长带走,逼问八路的下落。村里的老百姓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可越是苦,越有人暗地里给抗日队伍送信、送粮、送人。
六、大褂的秘密
回头再看李本荣那件大褂。
那不是一件普通的大褂。在那个年代,衣服就是身份,穿什么样的衣服,就表明你是什么样的人。沦陷区的老百姓穿粗布短褂,伪军穿杂色军装,生意人穿长衫或大褂,日本人穿军服或西装。李本荣穿上大褂、戴上礼帽,就是把自己从“可疑的乡下人”变成了“做生意跑外柜的”。这个身份转换极其关键,因为伪军士兵平日里欺压老百姓惯了,见了老百姓就凶,见了“上面来的”就怂。李本荣赌的就是这个。
他赌对了。
不过,穿大褂只是第一步。真正让伪军连长打消疑虑的,是李本荣的态度。他从头到尾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心虚。他站在伪军面前,说话的声音是平稳的,目光是直直的。他问“指挥部在哪里”的时候,语气像是在问一个理所应当知道的事情。他的假证件只晃了一下就收起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暗示:我是有来头的,你没资格仔细看。
这种心理上的拿捏,不是临时起意能做得出来的。李本荣做地下工作不是一天两天了。他1937年就入了党,在长桓一带跑了好几年。他见过伪军,也跟伪军中的一些人打过交道。他知道这些人怕什么、贪什么、怎么说话他们会信。他的兜里常年装着几样“行头”:假证件、香烟、一顶好帽子。这些东西平时用不上,可一旦用上了,就是救命的东西。
地下工作者使用伪装和假证件,在抗战时期是相当普遍的做法。谭震林1940年东进的时候,就是穿着雪白衬衫、毛料西裤、哔叽长衫,戴着毡呢礼帽,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李明”的名字办了良民证,带着一行人从水路到常州中转。做地下工作的人常说一句话:“做地下工作,形象要与身份相符。”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走什么路,都有讲究。
张经文那天跟着李本荣走,是李本荣的“随从”。他年轻、瘦高、话不多,跟在后面低着头,看上去就像是掌柜身边的伙计。这个角色安排也是经过考虑的。如果李本荣一个人走,显得形单影只,反而可疑。带一个随从,说明这人有实力,有人跟着他干活。张经文当时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听李本荣的话,跟着走,不说话。
这就是地下工作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别看,一切听从安排。交通员出身的张经文,对这套规矩不陌生。他后来在桓台二区区中队当战士,1947年12月在赵家庄牺牲。他跟随李本荣跑交通的那些日子,后来很少有人提起。但他那天早上的表现,对得起“随从”这两个字。
七、灶火旁
回到那个堡垒户的灶房。
李本荣靠在墙根坐着,灶膛里的火映在他的脸上,光影一跳一跳的。他抽完了那根烟,把烟头摁在灶灰里,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张经文已经吃完了窝头,靠在门框上打盹。农妇在灶上烧水,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着。
李本荣让张经文先歇着,自己走到院子里,站在墙根底下朝外头听了一会儿。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荫底下拴着一头驴,驴正在低头吃草。远处的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又没了动静。他回到屋里,在灶火旁边坐下来,从怀里摸出一张揉皱的纸条,就着灶火的光看了一眼,然后又塞回了怀里。
他脑子里在盘算。
傅家山村那边的人都转移出去了,但接下来怎么办?日伪军这次突袭没有得手,肯定还会再来。县委的驻地要重新安排,联络点的位置也要调整。有些交通员昨天的任务还没完成,今天得重新接头。索镇那边的内线还需要联系,看看敌人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
这些事情在他脑子里一件一件地过。他拿出一截铅笔头,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重新写。写了划,划了写,最后把纸片凑到灶火跟前烧了。火苗舔着纸边,纸卷了起来,变成一片黑灰,飘落在地上。
张经文睡醒了,揉着眼睛走过来。李本荣看了他一眼,说:“走吧,天黑了再走。”张经文点了点头,在灶边坐下来,又拿起一个窝头啃了起来。
那天下午,他们就在那间土坯房里待着。外头的天从亮到暗,从一个太阳变成一片灰蒙蒙的暮色。农妇的闺女在院子里赶鸡,咯咯咯地叫着,把鸡赶进了鸡笼里。农妇往灶里添了把柴,火又旺了起来。
没有人多说话。有些日子就是这样过的,等着天黑,等着天黑之后走出这扇门,去下一个地方。
八、人去人又来
傅家山村那场夜袭,日伪军扑了个空。他们进村搜了一圈,没抓到人,临走时把村长带走了。村长姓什么,今天已经很难查证了。他是被伪军抓去问话的,关在索镇据点里审了两天,放回来的时候人瘦了一圈,但什么也没说。
傅山村的老百姓后来慢慢知道,那天夜里有人在村里跑了一整夜,把该通知的人都通知了。有人知道那是李部长带着小张在跑,有人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那天早上伪军进了村,搜了半天,连一个八路的影子都没摸着。
李本荣和张经文那天晚上从堡垒户家里出来,摸黑走了十几里地,回到了县委新的临时驻地。第二天,他就又开始工作了。跑村子、接头、开会、布置任务。组织部长的工作没有因为一次脱险就轻松下来,反而越来越重。因为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暴露的同志越来越多,需要转移和重新安排的也越来越多。
桓台县的抗战形势,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伪军在索镇、桓城、张店等地的据点不断加强,出动“扫荡”的频率越来越高。1941年12月20日,驻索镇的日伪军到北六庄一带“扫荡”,马王庄被烧毁房屋百余间。老百姓的粮食被抢走,牲口被牵走,年轻人被抓走。县委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有时候一个晚上要换两个地方。
李本荣的担子越来越重。1942年3月,清河地委任命他为长桓工委书记。这意味着他不仅要管桓台,还要管长山一带的工作。他跑的路更多了,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里。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那几年折腾下来,人瘦了不少。可他没说过一句泄气的话。
1943年3月9日,李本荣在长山县六区被敌人包围,不幸被俘。他被押解到济南监狱,关了两个多月。1943年7月,他准备越狱的时候被敌人发现。7月23日,李本荣在济南被杀害,年仅27岁。
他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九、没有名字的人
李本荣牺牲了。张经文后来当了战士,1947年12月在赵家庄牺牲。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多少人知道。
和他们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片土地上战斗的人,还有很多。桓台县二区的王毓淼,后来一直在本地坚持抗战,1941年任清西专署特务队队长,之后又参与了桓台县公安局的组建工作。桓台三区的李长干,被调往北四区,又去了清河专区贸易公司。索镇马家庄的王新一,是抗战时期索镇第一个中共党员,1940年牺牲。
还有更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交通员牺牲在路上,堡垒户的房子被烧了,联络点的联络暗号被敌人破译了。这些事情在抗战时期的山东农村每天都在发生。有的人死了,墓碑上刻着一个名字,有的人死了,什么也没留下。
在那片平原上,每一个村庄都可能藏着一段说不完的故事。傅家山村东面的那条土路,如今可能已经变成了柏油路,路两旁的玉米地可能变成了厂房或住宅。可1940年8月27日拂晓那一刻,确实有两个人从那片草丛里站起来,穿上大褂,戴上礼帽,径直朝着一支荷枪实弹的队伍走了过去。
走在前面的人问了一句:“你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这句话不是一句简单的问路。这是一场赌局,赌的是敌人的狐疑,赌的是自己这些年在刀尖上磨出来的经验,赌的是那个连长心里对“上面来人”的那份畏惧。他赢了。
李本荣后来的人生,是一步一步走向牺牲的。他没有因为一次脱险就从此安全。他知道自己早晚会出事,但他没有停下来。组织部长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干完就算了的,那是一茬接一茬的人,一个传一个的火种。他传下去了,有人接住了。
十、土路上的脚印
桓台县的抗战史料里,关于李本荣的记载并不算多。他的生平事迹散落在地方志、烈士名录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关于1940年8月27日那个拂晓的细节,是通过几篇纪实文章流传下来的。那些文章的作者采访了知情者,把当时的场景还原了出来。大褂、礼帽、假证件、那句“指挥部在哪里”,这些细节被反复提及,逐渐成为这个故事的标志性元素。
可这些细节背后的人,才是真正值得记住的。李本荣不是什么传奇人物,他就是个24岁的年轻人,每天在庄稼地里跑,在黑夜里开会,在灶火旁边想事情。他会累,会饿,会在蹲草丛的时候感到露水的凉意。他也会怕,只是怕的时候没让别人看出来。
那个拂晓,他带着张经文走上土路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就是把大褂穿上,把礼帽戴好,然后往前走。地下工作干久了的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不会想太多,身体比脑子先动,腿迈出去了,话就说出来了。
张经文跟在后面走的时候,心里又是怎么想的?他说过一句话:“那次可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是他事后说的话。当时他想的可能更简单:李部长在前面走,我跟着就是了。
这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走过了一支几十人的伪军队伍,走进了一片墓田,走进了一个小村子,走进了那间灶火还热着的土坯房。然后天黑了,他们又走出来,继续往前走。前面的路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清。可他们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在1940年的鲁中平原上,无数条土路上,无数双脚踩过。有的脚印是交通员送信时留下的,有的脚印是老百姓跑反时留下的,有的脚印是干部们半夜转移时留下的。这些脚印很快就被风沙盖住了,被雨水冲掉了,好像从来没有人走过一样。
可那些路是有人走过的。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淄博简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桓台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3. 山东省民政厅编:《山东省革命烈士英名录》(淄博卷),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