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当年研究“核子”究竟有多难？谁能想到，原子弹“心脏”的炸药，竟是靠木棒搅出来的！


如果只看1964年10月16日那朵升起的蘑菇云，很容易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理解成少数科学家解决几道高深公式。

真正翻开那段历史才会发现，从理论计算到炸药成型，从一枚小小的雷管到最后的总装测试，许多环节几乎都是从空白处起步，而且科研人员面对的并不只是技术难题，还有设备、材料和资料都不充裕的现实。

1959年6月20日，苏联方面通知中国，暂缓提供原先约定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图纸。此后形势继续变化，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以“596”为代号，也与1959年6月的这段经历有关。

原本能够参考的外部资料突然减少，剩下的工作只能更多依靠国内科研人员自己计算、自己试验。

原子弹内部使用的高能炸药部件，就是当时一道很难绕过去的关口。

1960年，北京九所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在河北怀来开展爆轰试验。

公开史料记载，1960年4月28日，十七号工地进行了第一次爆轰试验。今天实验室里常见的成套设备，当年很多还不存在。熔铸炸药缺少合适器具，工作人员便使用铝锅、铝勺，自制双层铝桶。需要让炸药材料混合均匀时，使用的工具甚至包括木棒。

木棒虽然普通，做的却不是普通活。

当时使用的炸药主要涉及TNT和黑索金，制作过程中要称量、浇注、搅拌，还要经过采样、切割和理化分析。

炸药熔化以后加入另一种成分，比例、温度和均匀程度都有要求，不能拿着木棒随意搅几下就算完成。每制造一个部件，相关数据都要记录下来，随后还要通过爆轰试验检验效果，再回过头修改配比和加工方法。

当年因此留下了一句很有特点的话，叫“棒子底下出尖端”。

工具看上去简单，后面的工艺却一点也不简单。十七号工地试验频繁时，一天最多进行过22次爆轰试验。到了1963年，相关炸药成型数据取得突破，参与研制的人员随后转往青海二二一厂，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炸药部件在那里完成组装。

另一件不起眼的小零件，同样让人看得出当年的研制难度，那就是电雷管。

李富学参与研制的是用于核武器起爆的微秒级电雷管。

公开资料显示，他承担任务时只有25岁左右，所在团队从试制到定型进行了5万次左右的试验。所谓微秒，就是百万分之一秒。原子弹起爆系统要求多个位置高度同步，仅仅“能够炸响”远远不够，还必须把误差压到极小的范围。

国内当时没有现成产品可以直接拿来照着制造，他们只能围绕材料、结构、工艺和可靠性一轮轮验证。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理论计算上。没有今天随处可见的高性能计算机，一批科研人员曾依靠手摇计算机等设备反复核算关键数据。真正困难之处并不是工具落后本身，而是在工具有限的条件下，计算精度和工程标准仍然不能降低。原子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个数据出了问题，后面的加工、装配和试验都可能跟着受到影响。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了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两次重大试验之间相隔2年8个月。这个速度并不是1964年以后才突然开始追赶的结果。早在1960年底，国内已经组织力量开展氢弹理论预研，于敏等科研人员随后长期参与相关研究，为后面的突破积累了基础。

所以再看那根搅拌炸药的木棒，它最值得记住的地方，并不是把艰苦条件讲得多传奇，而是中国人在缺少成熟设备和完整资料的情况下，没有把技术标准跟着条件一起降低。

铝锅能临时解决容器问题，木棒可以承担搅拌任务，可炸药比例仍要测，爆轰数据仍要记，雷管精度仍要做到微秒级，理论结果仍要一遍遍核算。能替代的是工具，不能省掉的是科学方法和工程标准。

六十多年过去，中国关于核武器的政策也有清晰连续的官方表述。2026年7月30日，外交部再次表示，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并明确指出中国核力量用于慑止核战争、维护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

从1960年4月28日十七号工地第一次爆轰试验，到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再到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核事业早期留下的真正答案其实很朴素。

没有现成条件，就自己补条件；没有成熟设备，就在能够获得的工具上建立严格工艺；没有完整答案，就用一次次计算和试验把答案找出来。那根木棒只是其中一个小物件，却把新中国早期尖端国防科技怎样一步一步做起来，记录得格外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