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陈佩斯说，我小时候过得太幸福了，五六十年代，父亲月工资250元，五七、五八年，五块钱就能办一桌有酒有肉的酒席，所以我们家根本饿不着肚子。

1999年冬，春晚常客陈佩斯与朱时茂打赢版权官司，获赔33万元。

却因此遭到行业冷遇，演出邀约全部中断，公司被迫倒闭。

结清各项开支后，陈佩斯手头仅剩280元现金。

这一数额和其父陈强早年月薪相近，可处境却是天差地别。
 
把时间倒回几十年前，那250元可是北京城里顶呱呱的高薪。

那时候，普通工人累死累活一个月，手里能攥着30块钱就算不错。

陈家靠着这笔钱，日子过得相当宽裕。

陈佩斯记得清楚，那时候物价低，花5块钱就能在家里摆上一桌有酒有肉的席面。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种实在的痛快劲儿，是物质匮乏年代里难得的享受。

不过，钱再多也得守规矩。

那会儿是严格的票证时代，买什么都得凭票，粮票、油票、肉票把日子卡得死死的。

最典型的就是过年，全家老小排半天队，凭票也只能买回2两瓜子。

你想多掏钱多买一两？那是门儿都没有。

这种钱说了不算、规矩说了算的日子，反倒让陈佩斯早早懂得了，人得有底线。

不能因为手里有钱就张狂。
 
说起他父亲陈强，那可是个把反派演活了的人。

在电影《白毛女》里，他演的黄世仁让台下的观众恨得牙痒痒。

下乡演出时，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

台下的老大娘看得怒火中烧，真抄起鞋底子就往台上冲，非要“打死这黑心贼”。

还有一回逛集市，卖菜的大爷猛地抬头，一眼认出了陈强这张“黄世仁”的脸，指着他就喊：“黄世仁还敢来买菜？”

吓得陈佩斯赶紧拽着父亲的衣角，爷俩一溜烟跑没影了。

面对这些哭笑不得的场面，陈强自己倒挺乐呵，摸着后脑勺说，观众这反应，说明戏演得到位。

这种被观众“恨”的烦恼，反倒成了演员最大的骄傲。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局势动荡，陈强因为演了反派，家里天塌了。

到了1970年，16岁的陈佩斯背着行李，跟着上山下乡的队伍，去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生产建设兵团。

那地方是苦寒之地，风沙大，条件极差。

以前在家顿顿见荤腥，到了兵团，主食变成了拉嗓子的玉米窝头。

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能吃地窖里存着的发了芽的土豆。

锅里见不到油星，撒把盐煮煮就是一顿饭。

几百个半大小子干着重体力活，天天饿得前胸贴后背。

这种从云端跌到泥潭的落差，陈佩斯硬是扛了过来。

童年的经历告诉他，外在的富贵说没就没，人得有根硬骨头，才能在苦日子里站住脚。
 
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招学员，陈佩斯回北京寻出路。

父亲的问题像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第一次报名，政审这关就过不去。

幸亏主考官田华看中了他的表演天赋，顶着巨大的压力让他试了镜。

凭着真本事，他总算拿到了调令。

进了厂，他只是个跑龙套的学员，每天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搬运各种零碎道具，在各个剧组之间来回奔波。

每个月工资42.5元，比起父亲当年的阔绰，这笔钱显得寒酸。

但他格外珍惜，因为这不是靠父辈的光环，而是靠自己肩膀扛出来的血汗钱。
 
到了1984年除夕夜，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小品《吃面条》在春晚一炮而红。

接下来的十几年，他成了春晚的台柱子。

名气大了，日子眼看着又要回到父亲当年的辉煌。

然而，繁荣背后藏着陷阱。

市面上突然冒出大量他们演的小品光碟。

一查，原来是他所在单位的下属公司，没打招呼就把他们创作的8个小品制成光盘，在全国各地卖了150万张。

作为创作者，他们一分钱的版权费都没见到。

那会儿大家的版权意识淡，朋友轮番上阵。

反复劝他咽下这口气，别得罪了掌握核心演出资源的庞然大物。

但陈佩斯不干，他宁可受穷，也不愿被人当傻子糊弄。

在他看来，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规矩被人踩在脚下。
 
陈佩斯打赢版权官司获赔33万元，却付出沉重代价。

各大平台、商演全部断绝合作，公司倒闭，手头仅剩280元。

2001年他重返行业创办大道喜剧院，逆势入局冷清的话剧市场，推出《托儿》，全国巡演120场场场爆满，拿下1000万票房。
 
话剧拿到高额票房后，陈佩斯把收入分成三份。

分别发放剧组酬劳、作为新戏启动资金、留给自己，这套分配方式承袭父亲陈强的处事规矩。

即便儿子陈大愚登台演出，酬劳也和普通演员标准相同。

从童年拮据、低谷只剩280元，再到话剧收获四千万票房，陈佩斯人生历经大起大落。

当年靠侵权牟利的人早已被时代淘汰，而不惜代价维权的他，闯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喜剧天地。

参考资料：中国新闻网--《陈佩斯谈父亲病重细节：他失忆后只记得开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