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西线陷入堑壕僵局后，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推动加里波利战役，计划突破达达尼尔海峡，兵临君士坦丁堡，迫使奥斯曼投降，打通援助沙俄的海上通道。纸面战略具备合理性，但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制于英军内部海陆矛盾。 海军先行突击时，排雷行动失效，舰队触雷受挫；后续登陆作战使用过时地图，情报提前泄露。

凯末尔指挥土军依托滩头阵地死守，协约国军队被困海岸，预想中的侧翼突破演变为西线堑壕战的复刻。整场行动最终全面撤退，仅撤离阶段伤亡极小。 丘吉尔作为方案主导者承担全部政治责任，1915年被移出战争核心决策层。海峡通道未能打通，沙俄持续缺少外部物资补给，战争消耗持续放大，成为1917年俄国接连爆发革命的诱因之一。 这次重大挫败几乎终结丘吉尔的政治前途，他没有就此消沉，主动前往西线战壕担任营长，直面前线炮火。

这份承压能力，让他熬过长达二十余年的政治低谷，得以在二战危机时期重新执掌英国。 这段历史可以引出一层容易被忽略的视角：出色的战略构想无法弥补组织协同、情报筹备与人事冲突带来的执行漏洞；而政治家长期生涯的分水岭，往往不在于不曾犯错，而在于重大失败之后能否持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