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门明明多为木制，为何攻城时却不用火攻？不是不能烧，而是既不能烧也不敢烧？
明初，南京城墙下，负责修筑城防的工匠最先考虑的，并不是城门能否造得高大，而是敌军靠近之后，如何让它难以被破坏。
城门看似是城池最薄弱的一环，实际上往往集中体现了古代防御技术。门洞外有护城河，门道内设闸门，城门两侧连接厚重城墙，有些重要城门还建有瓮城。攻城军即使冲到门前，也未必能够直接接触门体，更不用说从容点火。
古代城门多用坚硬木材制作，外层还可能包覆铁皮，以铁钉或铆钉固定。木材本身并非不可燃，但厚重门板不容易迅速烧透，铁质包层又会阻挡火焰直接侵入。火势烧得旺，不等于城门马上失去作用，这正是影视画面与真实攻城之间的差别。

更麻烦的是，攻城军必须把柴薪、油脂等燃料运到门下。护城河会阻断道路，城墙上的弓弩、滚木、石块和火器则持续压制搬运者。燃料堆得越多，目标越明显；火势一旦升起，也会照亮城下人员和器械，守军反而更容易集中打击。
有意思的是，护城河不只是阻挡冲车和云梯的水障，在一定条件下也构成了隔火带。即便攻城者设法填平部分河道，泥泞地面仍会拖慢行动。火攻讲究连续接近、持续添料，城门前偏偏最缺少这种稳定条件。

瓮城把问题又增加了一层。它不是单纯的外墙，而是在主城门外另设一圈半包围空间，敌军进入其中后，左右和正面都可能受到城上射击。即便外门被烧坏，攻城军也未必能直达内门，反而可能被困在狭窄区域。火攻因此很难形成一击突破的效果。
春秋时期的军事经验，早已提醒人们攻城代价高昂。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把“攻城”视为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并非因为城门不可摧毁，而是因为城池防御从来不是一扇门的问题。地形、粮道、援军、城墙和守军士气，都会影响一场攻城战的结果。

秦国经营咸阳时，重视的也不仅是宫室规模。关中地形、函谷关等关隘，以及渭水和道路布局，共同构成了都城外围的防护条件。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谈到秦朝兴亡，虽然重点在政治得失，却同样说明地利只能提供条件，不能替代治理。城墙再坚固，内部失去秩序，防御也会出现裂口。
因此，攻城者通常会把火攻放在辅助位置。火可以焚烧城楼、军械、粮草和临时工事，却未必适合直接对付主要城门。若遇到干燥、多风天气，火势还有可能失控；若城内储水充足，守军也能迅速扑灭门前火源。烧城门需要时间，而守军最不缺的，往往就是居高临下的反击机会。
明代曹吉祥在1461年发动叛乱，试图借宫廷变乱夺取权力。相关记载中虽有纵火、攻门等情节，但这场叛乱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兵力、组织和时机都未能形成优势，不能简单说成一场“火烧城门”的战术实验。宫门防守严密，火势也无法替代对城内关键节点的控制，曹吉祥最终兵败身死。

到了晚清，南京城防依然让进攻者付出很大代价。1864年，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围攻天京，采取挖掘地道、埋设火药等办法，在太平门附近炸开缺口。这里的关键不是把城门烧掉，而是从地下改变城墙受力结构。攻城方式随着城防变化而调整，正说明火攻并非万能钥匙。
古代城门确实有木头，但“木头”只是材料名称，不代表它处于毫无保护的状态。门体、铁包层、门闩、城墙、瓮城、护城河和城上兵力彼此配合，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攻城军若只盯着一块木板，往往会忽略真正需要突破的，是整座城市的工程布局与守军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