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愤怒”！2024年5月23日，时任美国参议员万斯在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直接说出了这句话。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自己“最愤怒”的，是美国领导层居然让这一切发生了。
 
万斯真正盯着的，不只是贸易逆差，也不只是几家中国企业，而是制造业这个“大底盘”。他在演讲里反复强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工业经济体之一，如果美国继续失去药品、弹药、芯片和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能力，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国家实力都会受到影响。
 
这也是他为什么总喜欢拿俄亥俄、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说事。
 
万斯自己就来自美国“铁锈带”。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从历史高位持续下滑。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比1979年的峰值少了约670万。钢铁、汽车、机械、纺织等传统产业的衰落，给大量中西部城市留下了空厂房、低工资和长期的人口流失。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美商品贸易迅速扩大。美国企业获得了更低成本的供应链，中国也借着全球市场、投资和自身工业化进程，把制造能力一步步做大。到了今天，中国仍被世界银行列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之一。这个反差，恰恰是万斯这类美国政治人物最难接受的地方。
 
在他们的叙事里，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不是“双赢”，而是美国自己把工厂、产业链和技术积累一点点送了出去，最后亲手培养出一个可以在工业上与美国正面竞争的对手。
 
所以万斯的主张并不是马上和中国打一仗。恰恰相反，他当时说得很直白：他不想和中国开战，他想做的是让美国“多生产自己的东西”。在他看来，如果药品靠进口、弹药产能不足、关键零部件被卡住，那么美国就算航母再多、军费再高，也可能在真正的长期竞争里吃亏。
 
这套思路后来也越来越明显地变成美国政策的一部分。
 
2025年特朗普政府重新加码关税，把“制造业回流”“减少依赖”摆到台前；202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针对多个经济体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启动301调查，中国被列在其中。与此同时，美国还继续保留大量对华301关税措施。
 
可现实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嘴上喊着降低依赖，贸易却不是说断就能断。
 
202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仍超过3086亿美元，对华商品贸易逆差约2027亿美元；2026年前6个月，美国自华进口依然超过1293亿美元。供应链已经嵌得太深，想靠几轮关税就把几十年形成的产业结构彻底倒过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美国制造业的问题也不能全算到中国头上。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就已经持续多年，自动化、生产率提高、产业向服务业转移以及历次经济衰退，都在其中起作用。把所有失业、工资停滞和社区衰败都归结为“中国抢走了工作”，政治上很容易讲，经济上却过于简单。
 
但万斯这番话仍然值得重视。
 
因为它说明，美国对中国的焦虑已经从“你卖给我太多东西”，变成了“你为什么能把工业能力做到这个程度”。以前美国精英相信，只要掌握金融、科技、品牌和规则，低端制造放到海外没有关系；现在他们越来越发现，制造和创新很难彻底分开。工厂、工程师、供应商、材料体系、熟练工人聚在一起，本身就会孕育下一轮技术升级。
 
这才是万斯真正恼火的地方。
 
他愤怒的并不是一句抽象的“中国变富了”，而是美国用了几十年时间笃信的一套全球化分工，最后没有把中国锁在产业链低端。中国不仅生产更多东西，还在新能源汽车、造船、光伏、电池、通信设备等领域形成越来越完整的产业体系。
 
说到底，万斯这句“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愤怒”，最值得看的不是情绪，而是情绪背后的恐惧：一个曾经被当成廉价制造基地的国家，正在成为美国必须正视的工业竞争者。
 
美国可以加关税，可以搞产业补贴，也可以不断强调“去风险”，但有一件事已经回不去了——中国工业化已经发生，中国制造能力已经存在。
 
接下来真正决定中美竞争走向的，也不会是谁说得更狠，而是谁能把制造、科技、人才和市场继续拧成一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