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为什么失败？

主要原因肯定不是大清的威能，也不会是腐败问题，要知道没有农民军发达之后不腐败的，刘邦、朱元璋稍微得势之后，哪个不给部下财宝美色官位维系其心？与之相反，李密的瓦岗军发达之后不让将军们发财，结果部下纷纷逃离，奔着能发财的对手去了；连革命领袖列宁都要搞特供制度保障干部优渥的生活条件。让追随者发财，这是常识，太平天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做错什么。

因此，那些抨击太平天国领袖由于美女财宝、脱离群众而灭亡的，不过是生搬硬套、幼稚迂腐之见。他们对太平天国时期的斗争史并不具备全局性的了解。

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失败，源于太平天国在一些关键性的根本问题上之失策，这最终使得整个局势由胜转劣，以至于一败涂地。

首先，太平天国本身的领导结构有问题。

一方面，初期名权和事权的颠倒领导结构，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洪秀全贪图享乐，不问朝事；东王却总揽政务，实权过于集中，随着时间的推演和太平天国的急速扩张，后者的实力和威望越来越强，对前者的威胁越来越大，形成了政治上无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

杨秀清为太平天国殚思竭虑，人望隆盛，但位于洪秀全之下；洪秀全终日享乐，除了是拜上帝教创建者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着实有限，却把持着领袖的名头。在这种情况下，杨颇欲将洪家的国变成杨家的国，而洪秀全则渐渐有生存的危机感，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直至你死我活——就像李经纬对健力宝归属权一样。

领导人之间的血腥内讧是太平天国走向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而这恰恰是初期不合适的领导结构所致。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为了防止杨秀清、韦昌辉的变故，严格限制臣属的实力和权力，大搞权力分散，使得各自为政，互不相属，无以相属。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任命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却不肯授以军师的实权，同时以兄弟洪仁发、洪仁达入辅政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不得已出走；1858年，洪秀全任命毫无人脉根基的洪仁玕为干王，授以军师实权（对自己无威胁），同时大封军人为王，使其相互挟制。这种举措固然极大地巩固了天王的权位，弥平了杨秀清式的威胁，但同样降低了指挥中枢的权威，削弱其对军队的调度能力，严重恶化了军队之间的配合，太平天国由此陷入各自为战甚至割据的境地。

比如安庆会战，太平军主力李秀成所部，不但没有听从洪仁玕的调度，配合陈玉成进攻安庆，反而在进逼祁门之后转向江西，丧失了安庆会战转败为胜的良机；更不用说陈玉成与韦俊之间的矛盾，导致后者投降清军。对此，太平天国最热衷自行其是的李秀成曾经在自供状里写过：“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而后却“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朝中之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

这种领导层面的混乱，加剧了太平天国的军事败溃。

其次，太平天国的军事战略和政治统战目标不清晰。

太平天国与清庭交战，胜败的关键在哪里？

军事上，太平天国的资源远远多于湘军，其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湘军将资源都用在关键之处，太平军则肆意挥洒，兵虽众，计划虽多，却不在要点之处。

曾国藩说过，水师“长江航运之枢，高屋建瓴，关键之局也”，“探究湘军扭转战局之成功，则湘军水师肃清道路最为重要关键”。事实上，对于在长江流域交战的太平天国和清庭来说，谁的水师占据优势，谁控制航运，谁就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反之则陷入被动，故制胜之机，决于水师。

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他任用彭玉麟为水师统帅，倾全力发展水师。湘军水师很快在1854年的田家镇会战中击败太平军，为清军的整个战局带来转机，直接威胁了太平天国整个中下游的安全；若非石达开1855年在湖口的巧胜，摧毁湘军水师，太平天国很可能早就陷入了被动——曾国藩对军事资源的配置，就像王石要求万科集中投资房地产，特别是住宅房一样，目标清晰，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在水师问题上缺乏足够的专注和投入（李秀成、陈玉成无不以扩充军团为荣，屡次扩军达数十万，能堪发挥关键效用者却不多），其水军仅仅依靠原纤夫或船夫组成，既不专业，也担当不了主力，仅仅是辅助之用。1857年失去湖口之后，太平水师就步入消亡，长江航运完全被湘军控制，从此湘军在长江上流来去自如，物资兵员转运如出家门，而太平军则需经安庆天京之间的芜湖转输兵员物资，战略空间日趋局促，陷入被动直至灭亡。

同时，曾国藩意识到，剿灭太平天国的关键在于对安庆的攻取，攻下安庆，则贼南北航运断绝，则可分割其势，故湘军倾全力攻打安庆，以至于连武昌的安危都不顾，战略目标极为清晰敏锐，落子都在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