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陈布雷自杀，原因之一有可能是对自己效命多年的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本人丧失信心；原因之二是自己的女儿，女婿等多名后代在政治上背叛了自己。

1948年10月20日，陈布雷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很重的话：对个人的健康与服务能力，已经“绝对丧失自信”。这句话离他的死亡不到一个月。

那时的南京已经没有多少平静可言。国民党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同时承受重压，前线败讯不断传来，党内派系纠葛不休，政府人事频繁调整。

陈布雷跟在蒋介石身边二十多年，看的不是报纸上的几行消息，而是一份份送进来的文件、一场场需要协调的会议，还有蒋介石不断交给他的文字和政务工作。

偏偏这个时候，他越来越写不动了。
陈布雷长期失眠，夜间离不开安眠药。

到1948年，他在自己的文字里反复提到脑力下降、思绪纷乱、拖延疲怠。有些急件明明摆在那里，他心里着急，却迟迟无法处理。对一个长期靠头脑、笔杆和协调能力立足于蒋介石身边的人来说，这种衰退几乎等于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东西。

更麻烦的是，外面的局势越坏，他手中的办法越少。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却不是掌握军队的将领，也不是能够独自调动财政和政府机器的人。他可以修改文告，可以参与人事意见，可以在不同派系间转达、缓冲，可当战争开始成片地改变地图时，靠这些办法已经很难扳回什么。

1948年进入秋天，这种无力感越来越明显。
东北战局急转直下，南京政府内部又被财经问题和内阁危机牵扯。蒋介石仍然让陈布雷参与战时体制等事务。11月5日至7日前后，他还在接触这些工作，提出意见，并没有离开蒋介石的政治核心。

这恰好构成陈布雷晚年最难解的一层矛盾。他已经对国民党的现实局面深感悲观，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更近乎绝望，可他与蒋介石之间那根维系二十余年的私人和政治纽带并没有断掉。临死前的陈布雷，依旧把“能不能继续替蒋介石做事”当成衡量自己的标准。

说他对国民党前途已经动摇，是有事实基础的；进一步说他已经在政治上抛弃蒋介石，却很难与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行动合在一起。

真正压在他身上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家。
这件事比外面的战局更私人，也更难处理。
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早在抗战时期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她后来与袁永熙相恋、结婚，袁永熙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

1947年，北平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两人受到牵连而被捕。陈布雷为女儿女婿奔走营救，最终把人保了出来。

问题在于，当时陈琏和袁永熙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地下党员身份暴露给陈布雷。父亲知道他们有严重的政治嫌疑，也知道年轻一代的政治倾向正在离自己越来越远，却没有掌握后来公开的全部事实。

到了1948年夏天，这种家庭内部的政治裂痕已经直接刺到陈布雷身上。
他在日记中记到儿子“明儿”在政治见解上与自己相背，自己因此连续多日痛苦。对于普通家庭，这或许只是父子观点不同；放到陈布雷家里，性质却重得多。

他的一生已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治捆在一起。
他替蒋写文章，处理机要，参与高层事务，把忠于蒋介石看成个人名节的一部分。可自己的子女，却越来越不相信父亲所服务的政治道路。


真正发生的，是同一个家庭中的两代人已经朝着不同方向走去。父亲仍留在蒋介石身边，女儿和女婿则秘密选择了另一套政治信仰。

陈布雷甚至还不知道这条裂缝究竟有多深。
陈家后来确有其他后代走向共产党一边，但时间不能混在一起。幼子陈砾正式加入共产党是在1952年，那已经是陈布雷去世四年之后。把陈家后来的政治归宿全部推回1948年，再当成他自杀的刺激，会把死亡之前真正存在的处境弄乱。

1948年11月，真正同时压住陈布雷的，是三件已经发生的事情。
国民党军事和政治局势迅速恶化，他越来越看不到自己能够改变什么；身体和脑力长期衰败，使他连原本最擅长的幕僚工作也越来越难完成；家里几个年轻人的政治方向又与他渐行渐远，让这种失败感从办公室延伸到了家庭。

到11月11日，陈布雷留下最后的杂记。他写到自己的身体、脑力和精神状态，写到战时体制这样的急务拖延未办，也写到那种反复袭来的自我否定。

两天后，人们发现他已经服下大量安眠药。
他留下的遗书没有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也没有指责陈琏和袁永熙。相反，里面仍然保留着对自己不能继续效命的自责。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在日记里称他为“忠实同志”，几个字恰好留下了一幅很复杂的画面。
1948年的陈布雷已经看见国民党的危局，家里的下一代也在从这条政治道路上离开。

他本人却仍站在蒋介石身边。真正断掉的，并不是那份二十余年的忠诚，而是一个年近六十、身心俱疲的幕僚越来越确信，自己既挽不回外面的败局，也拢不住家里的分流，更没有力气继续做那个曾经无数次替蒋介石落笔的人。

11月的南京，文件还在往桌上送。陈布雷的笔，却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