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不冤？”贵州遵义，两个追蜂人盯上了某村民茶园树上的一窝“七里蜂”，喷了瓶杀虫剂后把篮球大的蜂窝装袋带走了。谁知，茶园主人扛着喷雾器下地干活，被激怒的余蜂群起而攻，全身多处蜇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报警后，警方以无犯罪事实，未予立案。家属发现两追蜂人现场没留警示牌，没拉警戒线，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可他们清楚外出的蜂回来找不着窝，会在原地乱转，见人就蜇，甚至能要人命，继而导致本次惨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遂把俩追蜂人告上法院，索赔116万余元。法院这样判决。

据悉，王某和杨某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追蜂人”，专门寻找并摘取野生马蜂窝，将其出售给收购商，从中获利。

2025年9月24日傍晚，王某和杨某盯上了某村罗家茶园中间一棵大树上悬挂的“七里蜂”蜂窝。

这种蜂体型硕大，性情凶猛，受惊扰时能群体追击目标数千米，毒性强烈，当地人谈之色变。

而那个蜂窝呈椭圆形，高约50厘米、直径约30厘米，大小如同一个篮球。

杨某穿上厚重的防护服，利索地爬上树干。他先用绳索将蜂窝固定好，随后操起锯子，小心翼翼地锯断支撑蜂窝的树枝。

树下，王某早已准备好了特制的口袋和一瓶“超威”杀虫剂。

当蜂窝从树上落下的瞬间，王某稳稳接住，迅速将其塞进口袋封好，同时抄起杀虫剂对着被惊扰后四处乱飞的蜂群一阵猛喷。

现场很快恢复了平静，两人将蜂窝搬上车，扬长而去。

然而，他们没有在树旁设置任何警示标识，没有拉警戒线，也没有通知附近的村民。

9月28日下午，茶园的主人罗某背着喷雾器来到自家茶园喷洒农药，但他对几天前发生在这里的“摘窝事件”毫不知情。

当他走近茶园中间那棵大树附近时，突然，一群潜伏在树丛间的“七里蜂”疯狂地朝他袭来。

罗某猝不及防，多处被蜇伤，痛苦地倒地挣扎，但蜂群并未停止攻击。

家人发现后，立即将罗某送往当地医院抢救。然而，由于蜂毒迅速侵入体内，罗某的病情急剧恶化。

尽管医院全力救治，但仅过了一天，罗某因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诊断书上载明，系“重度蜂蜇伤”。

罗某的家属悲痛欲绝，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警方介入后，除了传唤当事人在，还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定罗某符合蜂蜇伤导致急性肾衰竭死亡。

11月14日，警方经过审查，认为“罗某被过失致死一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

随后，罗某的家属将王某、杨某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共计116万余元。

庭审中，王某和杨某觉得自己冤枉，辩称罗某可能并非被他们摘取蜂窝的那群“七里蜂”蜇伤，也可能是其他地方的蜂群所为。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指出，王某两人在公安机关自认摘窝地点为罗某家茶园内大树，罗某被蜇位置正在同一茶园，两者空间吻合。

而事发于两人摘窝后第四日，其亦自认外出七里蜂回巢后会在原址停留数日并具攻击性。鉴定意见确认罗某系蜂蜇伤致死。

结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本案中，两人辩称罗某可能系其他蜂群蜇伤，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佐证，而家属提供的空间位置、时间间隔、蜂群习性、当事人自认及鉴定意见等证据相互印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确认二者存在因果关系。

同时，王某等人在摘取蜂窝后明知余蜂具有攻击性却未采取防范措施，其不作为构成过错。

结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就本案而言，王某爬树锯枝取窝，杨某树下接应装袋，二人分工配合共同完成摘窝行为，均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对受害人家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不过，《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法院进一步指出，罗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家茶园劳作时对周边环境疏于观察，未尽到合理的自身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基于此，法院酌定王某和杨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在扣除已付5万元后，判决王某和杨某赔偿762519.27元。

有人说，王某和杨某为何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根据《刑法》第十五条规定，过失犯罪要求行为人应当预见危害结果但因疏忽或轻信而未能避免。

本案中，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核心在于王某等人虽预见蜂群有攻击性，但对四天后、多重偶然因素介入下致人死亡的“具体结果”缺乏现实预见可能性，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过失。

民事过错标准低于刑事过失，故二人免于刑责但不影响民事赔偿。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