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里有一处记载，汴京州桥一带的夜市，冬天卖到三更，夏天甚至延续到五更。
 
三更是子时，五更是寅时。留给这座城市睡觉的，不过两三个时辰。
 
这是北宋末年汴京的日常，不是什么节庆特例。而就在两百多年前，同一片土地上的城市居民，天黑后无故上街，是要被打板子的。
 
从板子到彻夜不眠，中间隔着一段很少被认真讲清楚的历史。
 
唐朝的城市，是被切割的。
 
长安城里，里坊像棋盘格一样整齐排列，每个坊有坊墙、坊门，日落时分鼓声一响，坊门关闭，行人须各归其坊。负责巡夜的金吾卫在大街上来回，夜行无故者依律受杖。这套管控逻辑，军事防御的色彩远胜于商业考量。当然，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唐代诗文里留下不少夜间宴饮、出行的记录，权贵自有办法绕开宵禁，普通百姓则没这么方便。
 
有一个固定的例外。元宵节前后，朝廷会下令弛禁数日，坊门不关，灯火通明。正因为特许才成新闻，恰好说明平常那道坊门有多严实。
 
但商业的压力，是制度本身撑不住的变量。
 
到了中晚唐，里坊制度的约束已经开始松动，不是哪道政令改了，而是现实跑到了前面。
 
城市人口扩张，商品流通提速，扬州、益州等商业重镇，傍晚之后仍有大量交易需求。史料里可见，晚唐一些城市已出现所谓"侵街"现象，商贩将摊子摆到坊墙之外，官府逐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是官方政策松动，而是在执行层面的默许积累，时间一长，坊墙便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坊墙能挡住人，但挡不住钱的流向。
 
到了宋代，这套框架干脆瓦解了。
 
北宋建立后，汴京的里坊墙陆续拆除，沿街开铺、临街设市成为新常态，坊门变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宵禁制度在法律层面并未正式废除，但在大商业城市里，基本成了一纸空文。
 
《东京梦华录》是宋人孟元老的私人笔记，写的是他记忆中北宋末年汴京的城市面貌。书中对夜市的描写相当细致，州桥周边，各类小食、饮子、果品、熟食的摊位沿街排开，还有专门夜间送货上门的食铺，被记作"提瓶卖糖水"一类。这是私人追忆性质的文字，细节生动，具体数字未必字字可核，读时可参考，不宜视作档案式记录。
 
夜市里卖什么，孟元老记得细。肉食、熟羊、鱼蟹、干果、馄饨、煎饼，还有各类时令饮品。宋代城市的茶肆、酒楼已有相当成熟的夜间营业惯例，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日常选项。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之后，《梦粱录》《武林旧事》对临安夜市同样有丰富记述，热闹程度与汴京大体相当。
 
当然，夜市的繁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商业重镇，中小城镇及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现有史料所见甚少，不宜一笔带过地全部推及。
 
从唐到宋，两百年里，夜间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哪位皇帝一道圣旨促成的，而是商业的重量，一点点压垮了坊墙，把灯火延伸进了更深的夜里。
 
《东京梦华录》写于南宋初年，彼时孟元老已流亡江南，写的全是故都景象。靖康之变后，汴京陷落，那些夜市、那些摊贩、三更才散去的人群，全部成了追忆。
 
书里细数汴京夜市货品时，有一句话，说那番气象，足见"其富盛"。热闹的细节存了下来，那座城，却早已面目全非。
 
不知道孟元老写这些时，脑子里浮现的是哪条街。
 
参考资料：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