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任性的代价！”湖北襄阳，一男子曾是某监狱狱侦科科长，十年间，他把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借”给服刑人员当工具用，帮人往监区里捎现金、递手机，现金前前后后捎进去15.8万，手机递进去19次。这些服刑人员拿钱在里头赌博、买违禁品，男子收了1.4万“好处费”，替他们瞒下所有事，导致多少人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累计被裁定减刑十来次。事情败露后，男子主动投案。但法院以滥用职权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二个月。网友疑问：这是否判得太轻了？

据悉，袁某案发前曾任某监狱狱侦科科长、工会主席，他手中掌握着出入监区的特殊便利，却将这份权力异化为牟取私利的工具。

从2006年到2016年，他全然不顾监狱管理的铁规，为多名服刑人员搭建起一条通往高墙之外的非法通道。

期间，袁某的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为罪犯传递现金、提供手机使用，并帮助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获得减刑。

其中最典型的一笔是与罪犯孙某刚的交易。

2013年，袁某将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提供给孙某刚使用，孙某刚借此频繁与外界联系，先后有12万元现金通过袁某的账户中转，最终流入监区。

这些钱被孙某刚用于赌博和购买其他违禁品，而袁某则从中收取了1万元的“好处费”。

在袁某的刻意隐瞒下，孙某刚于次年顺利获得减刑九个月。

同样的手法还被用在罪犯彭某毛和龚某强身上。

2015年，袁某分两次帮他们传递现金共计3.8万元，并从中收取了4000元好处费。

有了现金和手机，这两名罪犯不仅能在监内“消费”违禁品，更在袁某的包庇下，先后被裁定减刑。

此外，罪犯胡某洋也与袁某有着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袁某先后8次为其提供手机使用，导致胡某洋在9年内先后7次获得减刑。

袁某的一系列行为，自以为很隐秘，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终究还是被发现了异常。

随后，袁某选择了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违法所得也被全部追缴。

检察院指控，袁某利用职务便利为罪犯传递、提供违禁品，收受现金共计1.4万元，并隐瞒相关事实，致使多名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被裁定减刑，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面对指控，袁某认为自己只是一时糊涂，给服刑人员行方便，并非有意破坏监狱管理秩序，考虑其十年工作中曾有的表现，应给予从轻处理。

辩护人指出，袁某自首情节依法应予从宽，且其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等严重后果，依法可适用缓刑。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滥用职权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之一，包括“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本案中，袁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出入监区便利，先后12次为罪犯传递现金15.8万元、19次提供手机使用，并收受1.4万元好处费，直接违反《监狱法》等禁止性规定，属于滥用职权行为。

同时，其长期将个人银行卡和手机交予罪犯使用，事后收受款项，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和徇私动机。袁某隐瞒违规事实，致使四名不符合条件的罪犯累计被错误减刑11次，严重破坏监管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法院认为，袁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不过，《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袁某系主动投案并如实交代全部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

而《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

鉴于袁某违法所得已全部退还，认罪认罚，法院认为袁某可以适用缓刑。

最终，法院判决袁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二个月。

从法律层面看，袁某判罚在法律幅度内，法定刑为三年以下，其有自首、退赃、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判一缓二符合法条。

但网友们观感上确实偏轻，毕竟袁某十年间12次递现金、19次递手机、致使4名罪犯累计11次违规减刑，如此严重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仅以缓刑收场，惩戒力度与危害程度之间反差明显。

这起案件再次警示我们，法律红线不可触碰，任何试图权力私有化的行为，无论手法多么隐蔽，最终都难逃法律的制裁。监狱是高墙电网的禁地，守土有责，失职必究。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