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在云南被暗杀时，他的长子奋不顾身扑上去为父亲挡了五个子弹。闻立鹤扑倒父亲后，只觉后背一阵灼热的剧痛，便失去了知觉。


闻一多从民主周刊社出来，身上那件蓝布长衫的后背已经洇出了一圈汗渍，长子闻立鹤跟在他右侧，手里拎着个浅灰色的布包。


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刚刚从西南联大赶过来，特意接父亲回家。


他们刚从李公朴的追悼会上回来，会场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闻一多今天说了不少话，此刻嗓子哑得厉害，嘴唇有些发白。


他想喝口水，但身上没带水壶，云南大学的教授宿舍离民主周刊社不远，步行也就是抽半支烟的功夫，父子俩便决定慢慢走回去。


闻立鹤走在父亲右边，偶尔伸手虚扶一下，闻一多摆摆手，示意自己还能走。


那段路他们走过太多次，坡道平缓，拐过两个弯就能看见宿舍的灰瓦屋顶，可那天下午，这段路显得异常漫长。


路边的梧桐树影斜斜地铺在地上，空气里浮动着湿热的水汽，远处的天际有乌云在聚集，却始终落不下雨。


闻一多走得很慢，停下来咳了两声，闻立鹤从布包里摸出一块手帕递过去，老人接过来擦了擦额头的汗。


走到西仓坡中段，离家大概还有三百米，旁边的巷口里突然闪出几个人影。


没有喊话，没有前兆，只有拉动枪栓的声音，金属摩擦的脆响在闷热的空气里格外刺耳。闻一多下意识地停住脚步，把儿子往自己这边拉了一把。


第一枪响起时，子弹已经击中了闻一多的头部，老人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猛拽了一下，身体朝旁边歪去。


鲜血立刻从帽子下面涌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闻立鹤的眼睛瞬间红了，大喊了一声“爹”，整个人朝父亲扑了过去。


那是完全没有经过思考的动作，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张开双臂，一把抱住正在倾倒的父亲，顺势将父亲压在自己身下。


他的后背完全暴露在外面，枪声紧接着又响了，紧密，干脆，像是一把锤子在连续敲打烧红的铁板。


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肩胛骨穿过去，又一颗打进后腰，再一颗撕裂了背部的肌肉。闻立鹤只觉后背一阵接一阵灼热的剧痛，仿佛有滚烫的铁棍连续戳入身体。


他的手臂却越箍越紧，下巴死死抵住父亲的头顶，嘴里还在喊：“爹！爹！”


最后几声枪响过后，闻立鹤感到力气正在从四肢飞速流失，眼前的石板路开始旋转，发黑，耳鸣声盖过了周遭的一切。


他的手指仍然保持着抓握的姿势，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但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他抱着父亲，软软地倒在了石阶上。


血从两人身下渗出来，顺着石阶的缝隙缓慢流淌，颜色很深。


那几个行凶者转身跑进了巷子，脚步声很快消失了，西仓坡重新安静下来，只有蝉鸣依旧。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才有胆大的邻居探头探脑地出来，有人认出了地上的闻一多，手捂着嘴跌坐在地。


更多的人围过来，有人脱下汗衫想要按住伤口，但血已经止不住了。


闻立鹤还有微弱的呼吸，他的脸贴在父亲的胸口，嘴唇翕动着，似乎还在说什么，但没有人能听清。


后来闻立鹤是在医院里醒过来的，后背的五个弹孔让医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子弹没有留在致命的位置，也许是年轻人扑上去的角度恰好避开了要害，他活了下来。


苏醒后的第一件事，他挣扎着问床边的人：“我爹怎么样？”屋子里没有人回答。


窗外的雨下得很大，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啪嗒作响，闻立鹤望着天花板，不再说话，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无声地洇湿了枕头。


很多年后，有人问他当时为什么要扑上去，闻立鹤坐在椅子上，解开长衫的扣子，露出后背五个圆形的疤痕。


他摸了摸其中一个，说：“我没想那么多，就是不能让父亲一个人倒在地上。”说这话时，他眼睛看着窗外，声音不高。


西仓坡的石板路后来翻修过好几次，当年的血迹早已无处可寻。


1946年那个傍晚留下的，除了档案里的几页记录，就剩下一个儿子扑向父亲的动作，那声嘶哑的“爹”，还有年轻人后背上的五个弹孔。


每当夏天闷热的时候，昆明西仓坡的蝉鸣依旧，和那年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