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权力就任性？”重庆，一男子是一名警察，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后被抽调到专案组抓诈骗犯，手里攥着嫌疑人的案子和关押地点，心里却打起了算盘。他找来朋友合计，利用警察身份，找家属要钱，理由是“看守所里给人照顾”“法院那边帮忙说情”“监狱里安排减刑”，一条龙全包。两人分头联系了嫌疑人家属，见面就亮警官证，报出涉案信息，张口300万。家属急归急，可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始终没转钱。几天后，男子和朋友因涉嫌受贿罪被警方抓获。法庭上，男子及其朋友辩称自己属于诈骗未遂。法院判了。

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起案例，因被告人警察身份，引起热议。

据悉，柳某曾经是某区公安机关的一名民警。穿上警服的那天，他或许也曾对着警徽宣誓，要守护正义。

但几年过去，现实的压力，尤其是外面欠下的一屁股债，像一块巨石压在他心头，让他在面对诱惑时，渐渐迷失了方向。

2022年6月，重庆市警方对一诈骗团伙展开收网，柳某因业务能力被抽调进专案组，参与前期抓捕。

柳某掌握着嫌疑人的涉案信息和关押地点，他脑子里蹦出一个念头：这些可都是“内部消息”，在病急乱投医的家属眼里，那就是能救命的稻草。要是利用这信息差“运作”一笔，债务不就填平了？

他觉得自己出面风险太大，便拉上朋友胡某合伙：柳某提供信息加警察身份背书，胡某当中间人出面联系家属，演一出“捞人”的双簧。

两人把剧本编得挺细，谎称看守所、法院、监狱都有关系，能让嫌疑人少受罪、判得轻、减刑快，以“打点关系”为名要钱。

2022年6月16日，两人分头联系上诈骗嫌疑人赵某的姐姐赵某某和钱某的妹妹小钱，电话里神神秘秘报出两人的涉案情况和羁押地点，约了面谈。

见面当天，柳某上来就亮警官证，拍胸脯承诺一条龙服务：看守所照顾吃住、法院帮忙说情、监狱安排减刑，胡某在一旁配合着吹嘘“成功案例”，开价300万。

家属虽然急，但300万不是小数目，心里始终犯嘀咕，没松口，只说“再考虑考虑”。

之后几天两人短信电话轮番催促，家属却越琢磨越不对劲，始终没转钱。

2022年7月8日，柳某和胡某被警方抓获。

随后，检察院以以涉嫌受贿罪对柳某和胡某提起了公诉。

在法庭上，柳某的辩护人可能提出，柳某根本没有能力办成承诺的事，纯粹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想骗取家属的钱财，这符合诈骗罪的特征。而且家属最终也没给钱，属于诈骗未遂，处罚上应该轻一些。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结合司法解释等规定，受贿罪按照贪污罪判罚，受贿金额300万以上的，达到数额特别巨大标准，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柳某系公安民警，符合“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要件，其利用参与专案组形成的职务便利，以警察身份向家属索取300万元，并承诺为嫌疑人谋取“照顾”“轻判”“减刑”等利益，符合“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构成受贿罪。

而诈骗罪侵害的是他人财产所有权，核心在于“骗财”；而柳某凭借警察身份和专案组信息向家属索财，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属于“权钱交易”。其是否真有能力办成承诺事项，不影响受贿罪成立。

不过，《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柳某已着手实施索贿行为，诸如出示警官证、承诺照顾、开价300万等，但因家属“心存疑虑”未付款，属于“意志以外原因”导致的“未得逞”，构成犯罪未遂。

与此同时，《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胡某虽非国家工作人员，但与柳某事前通谋、分工合作，积极联系家属、参与商谈，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其中柳某系主犯，胡某系从犯。

此外，柳某和胡某到案后，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但柳某的身份特殊，依法应从重处理。

最终，综合各项量刑情节，法院对柳某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胡某作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一审判决后，柳某和胡某认为量刑过重，遂提起上诉。

但是，二审法院审理后，对一审量刑予以维持，认为量刑均衡，罪责刑相适应。

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公职人员的身份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手里的权力每用一次，都该掂量掂量它原本的分量。人都有难处，但再难，也不能拿职责去换私利。那些看似能走通的捷径，走到头来往往是最远的路。守住底线，其实就是在守住自己。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