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功臣没人造反很正常，朱标死后就开始布局杀蓝玉，当年8月征调河南精兵1.1万人入京，湖广江西的明军中低层军官也一并入京，赐于世袭职位训练在京士卒。
蓝玉被处置后，南京没有发生兵变，北方边军也没有集体起事。这个结果并不突然，因为真正决定局面的工作，早在蓝玉被捕以前就做完了。
朱元璋不是等功臣举兵之后再去平乱，而是提前把他们能够使用的兵马、将领和人情关系逐层拆开。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太子朱标去世。

朱元璋失去的不只是长子，也是已经培养多年的接班人。朱标长期参与朝政，在文官和武将中都有影响力，许多老臣也接受由他继位。
如今皇太孙朱允炆年纪尚轻，朝廷原来的平衡随之被打破。这时候，蓝玉显得格外扎眼。
他是捕鱼儿海大捷的主将，战功和威望都很高，还与常遇春家族及东宫常氏关系密切。朱标在世时，蓝玉这样的将领能够成为东宫的支撑；朱标一死，这股力量就可能给年轻的继承人带来压力。
朱元璋随后没有马上拿人，而是先从京师兵力入手。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朝廷从河南等都司挑出一万一千名善战将士，命他们前往京城训练。
南京原有的守军之外，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精锐力量又增加了一层。紧接着，湖广、江西两地已经退职的指挥、千户、百户和镇抚也被召入京。
这些人并非普通士兵，大多长期待在军中，懂得操练、行军和管理士卒。朱元璋把其中一批人升为世袭指挥佥事、正千户或副千户，让他们留在京城训练军队。
这一招不只是补充人手。给官职，再允许世袭，等于明确告诉这些中低层武官，他们今后的地位和家族前途来自皇帝。
这样一来，即使上层勋贵突然被撤换，京军也不至于无人带领，新的指挥骨架已经提前搭好。更关键的是，调兵进京在洪武年间并不稀奇。
朱元璋经常检查卫所，抽调军士，召集各地武官入京，还会安排不同地区的部队训练、屯田和换防。河南精兵进南京，看上去就是一次正常军务，很难让蓝玉马上想到皇帝正在收紧包围圈。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又给一批勋贵加上东宫官衔。冯胜、傅友德兼任太子太师，蓝玉和李景隆兼任太子太傅，常昇、孙恪兼任太子太保。
表面上看，蓝玉仍受到重用，甚至还进入了辅佐皇太孙的名单。但这些头衔更多是荣誉，并不等于真正掌握东宫日常事务。
朱元璋一边给名位，一边调整军队，使勋贵以为自己的位置还算稳固。蓝玉没有公开失势，自然也不容易提前冒险，更不会轻易召集旧部对抗朝廷。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另一条安排开始落地，肃王朱楧、辽王朱植、庆王朱栴和宁王朱权奉命前往各自封地。这里并不是四位亲王从边境前线集体回来，而是他们正式前往甘州、广宁、宁夏、大宁等北方重镇。
这一步是在边疆建立一条由皇子控制的军政防线。老将仍可以领兵作战，但重要边区不能只依赖功臣。
朱元璋让亲王坐镇，既为了防备蒙古南下，也是在老将被调动或处置时，确保北方军队有人接管，边防不会突然出现空缺。这道命令的实质，是把将领和军队分开。
老将们爵位还在，人却离开部队；士兵仍驻扎原地，上级却已经换成晋王。即使有人想响应蓝玉，也很难绕过新的指挥系统，直接把整支军队拉走。
明初的将领也不是后来那种长期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省份、税收和固定军队，士兵登记在各地卫所，出征时才按照皇帝命令临时组合，打完仗又返回原卫。大将能够积累威望，却很难公开把国家军队变成私人兵马。
蓝玉案爆发时，相关勋贵也缺少统一行动的机会。谁会被抓、谁只是被召回议事，当事人很难判断。
有人希望自保，有人认为事情不会牵连自己，还有人等着皇帝重新任用。等局势真正明朗，能够领兵的人已经集中到南京，外地部队也换了指挥者。
朱元璋清理蓝玉集团，也不是把所有会打仗的人全部除掉。他在处置上层勋贵的同时，继续提拔基层和中层武官，安排诸王巡边，命令各卫修城、屯田、训练。
军队的主体没有被拆散，被改变的是上层关系和兵权归属。何福、瞿能后来在西南作战，就是后续将领成长的例子。
不过时间需要分清：何福在洪武三十年冬奉命出征，洪武三十一年与瞿能越过高黎贡山作战；真正擒获刀干孟、招降七万人，已经是朱元璋去世后的建文初年。蓝玉等功臣没有发动公开叛乱，不能只用“害怕朱元璋”来解释。
更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提前拿走了他们发动叛乱所需要的条件。京师有新调来的精兵，基层军官得到职位，北方部队交给晋王，老将又被集中召回。
蓝玉有名望，也有许多熟人，却没有一支可以随时私自调动的军队。朱元璋真正处理的不是一个将军，而是一张围绕勋贵形成的关系网。
他先换掉指挥链，再隔开将领与士卒，最后才对核心人物下手。等蓝玉发现退路已经被封住时，能够引发大规模动乱的力量早已被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