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上和实质上都分立”：美国如何重塑英语】

（BBC）从“deadline”到“lituation”，从“prairie”到“amirite”，美国的语言独立性通过大量新词和新短语重塑了英语——在此过程中也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身份。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是否需要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无疑是这样认为的。1813年8月，他给朋友约翰·沃尔多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谈到了在建国3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这片沃土上，新词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现象。

“如此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面对如此多样的气候、物产和艺术，必然会丰富他们的语言，使其能够充分表达所有思想——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他指出，“我们所处的全新环境，需要新词、新短语，以及将旧词赋予新含义。”

杰斐逊认为，英国英语应当保持“一成不变”，而美式英语则日益强大：“其新特征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影响力上，都可能使其与母语区分开来。”

此时，英国人早已抱怨美式短语“污染”了英语的纯洁性——甚至早在独立之前便是如此。1756年，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将“美式方言”定义为“一种腐败的痕迹，任何广泛传播的语言都必然会面临这种现象。”

进入21世纪，英国和美国依然是两个被共同语言所分隔的国家——值此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正是审视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如何演变至如此迥异的最佳时机。从“soccer”取代“football”、 “fall”取代“autumn”，到“cooties”一词的普及，大西洋两岸所使用的词汇，都是社会暗流交织的产物——这些暗流时而将两国推向疏远，时而又将它们拉近，而这些力量至今仍在塑造着我们的语言。

——新世界秩序

殖民化的初期进程很快就会使定居者的语言与他们所离开的故土人民产生差异。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加拿大籍）语言学家杰克·格里夫指出，由于移民群体来自不列颠群岛及欧洲各地，个人最初口音和词汇中的大多数地区差异都会被“抹平”。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荣誉[原文如此]要求我们在语言和政府方面都拥有自己的体系”——诺亚·韦伯斯特

当这些群体随后向大陆各地扩散时，每个地区都会开始发展出自己的说话方式，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在整个大陆上听到的各种独特口音。而这种自然演变的同时，人们还齐心协力地努力建立一种有别于“国王英语”的新语言。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是这一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在1789年写道：“国家语言是民族团结的纽带。应运用一切手段，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具有民族意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荣誉[原文如此]要求我们在语言和政府方面都拥有自己的体系……”他说，这对他们的“政治和谐”至关重要。

《韦伯斯特蓝背拼写书》

在《100件物品中的美国历史》中，深入了解《韦伯斯特蓝背拼写书》的历史，以及一件物品如何成为通往识字与自主权的门户。

为此，他编纂了一系列语法书、拼写书和词典。韦伯斯特负责了诸如 honor 和 favor 等单词中省略 u 的拼写改革，将“traveled”等单词中的 l 改为单个 l，将“draught”改为“draft”，以及将 centre（“center”）中的 r 和 e 位置对调。

“这些拼写方式的改变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但最终还是得以确立，”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英美双籍语言学家琳恩·墨菲表示。

——“Tung”和“lether”？

韦伯斯特提出的建议并非都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例如，他主张将“tongue”（舌头）拼写为“tung”，将“leather”（皮革）拼写为“lether”——这些建议很快就被他的继任者们摒弃了。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他的《美国拼写书》销量最终估计达到了1亿册，其销量之高仅次于《圣经》。

这些新词典收录了大量词汇，这些词汇对伦敦或伯明翰的读者来说原本是陌生的。其中一些词汇直接取自原住民语言，用于描述他们周围世界的动植物。正如墨菲在其著作《浪子之舌》中所指出的，“臭鼬”、“浣熊”、“花栗鼠”、“驼鹿”、“负鼠”和“驯鹿”这些词都源自阿尔冈昆语族。

美式英语后来也吸收了其他殖民者语言中的词汇，例如“prairie”（在法语中意为“沼泽草地”）和“cookie”（源自荷兰语中“小蛋糕”一词的变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美国新造词开始在英国扎根。例如，美国内战给我们带来了“deadline”一词，它最初的意思是“一条若越过就会有被枪击风险的界线”。（别告诉我的编辑！）

——令人惊讶的英国英语习语

早期美国人往往直接沿用了那些在英国本土已逐渐过时的旧式英语习语。我们或许认为用“fall”来指代“秋季”是典型的美国特色，但其实自16世纪起，英国人就已这样使用该词了。我们甚至可以在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的诗中看到这一用法：“镇上的医生治死了多少病人，又或是去年秋天他如何提高了每周的账单。”

墨菲推测，这个词之所以在美国流行起来，是因为新英格兰地区令人惊叹的秋叶景观。她在《放荡的语言》一书中写道： “早期的英国殖民者生活在美国某些地区，那里落叶景象确实壮观，红枫、糖枫、红橡树和肉桂树的叶子会爆发出炽烈的橙色和红色。”

在美国使用英国通用的术语可能会让你显得像个“乡巴佬”。例如，说“jug”而不是“pitcher”

其他会带出鲜明美式风味的英国用语还包括：用“bills”指代纸币，用“soccer”指代足球，用“mad”表示生气，用“cooties”指代感冒，用“smart”表示聪明，用“pet”表示抚摸，以及用“sick”描述一般性的生病状态而非胃部不适。

有时，仅仅是词语的内涵及其社会价值发生了变化。墨菲指出，使用英国通用的词汇在美国可能会让你显得像个“乡巴佬”。“例如，说‘jug’而不是‘pitcher’。”

美国人还复兴了一些古旧的语法结构，例如“gotten”。（在英国，“get”的过去分词是“got”。） 

当然，早期的英语使用者从未与“旧世界”断绝联系。“早期定居美国的英国殖民者往往会将子女送回英国接受教育，”格里夫说——这种风尚（至少对富人而言）一直延续到19世纪。更不用说经济贸易，以及通过阅读书籍所建立的文化联系了。

墨菲表示，英国与美国之间后来被称为“特殊关系”的纽带，可能减缓了两种语言的分化进程。

“如果语言分化发生在500年前，那么也许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了，”墨菲说，“但我们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光是分道扬镳之时印刷术已经存在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人们始终与英国本土的英语保持着联系。”

——“不美国化的人”

在公共言论和讽刺作品中，残留的英国影响与建立新国家语言的愿望之间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德国基尔大学的研究员英格丽德·保尔森最近分析了涵盖19世纪、共计7800万篇的庞大报纸语料库，寻找“美国化”的经典例证——例如“trousers”向“pants”的转变，以及“luggage”向“baggage”的转变。她的目的是了解此类语言变化如何被赋予美国价值观和身份认同——这一社会语言学过程被称为“语域化”。

她发现，围绕语言变化的笑话中经常出现“dude”这一人物形象的漫画。所谓“dude”，是指一位出生于美国却未能接受自身美国身份认同的男性，反而渴望效仿英国的时尚和语言。“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失败的‘盎格鲁狂热者’，完全不像个美国人，”保尔森说。

这些讨论往往围绕他的下身服饰以及他如何称呼这些服饰展开。“有很多关于他穿什么裤子、裤子能有多紧，以及他不得不卷起裤脚以免弄湿的内容，”保尔森说。“因此，‘trousers’这个词便与‘dude’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词所体现的所谓优雅已沦为嘲讽的对象，而“pants”则被视为真正的美式用语。

英国幽默作家们常常乐于调侃英美之间的语言博弈。“如今我们与美国几乎一切都相同，当然，除了语言，”奥斯卡·王尔德在1887年曾如此调侃道。

——一场流动的盛宴

语言演变永无止境——而网络资源使得研究当代语言的实时变化变得容易得多。2018年，格里夫利用2013年和2014年从推特收集的大量地理编码数据，确定了美国哪些地区创造的新词数量最多。按重要性排序，这些地区分别是： 

• 西海岸，诞生了“amirite”和“cosplay”等词汇

• 美国深南部，诞生了“boolin”（放松）和“baeless”（单身）

• 东北部，诞生了“lituation”（一种非常积极的“lit”情境）

• 大西洋中部地区，诞生了“shordy”（指身材矮小的人）

• 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诞生了“lordt”（感叹词，类似于“天哪！”）

他发现，语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也恰好是非裔美国人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鉴于这些社区面临的压力，他推测：“那里可能存在更强烈的表达社会身份的动力。”

在“双助动词”的用法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语言创造力——这是一种非传统的语法结构，通过组合两个助动词来表达不同程度的可能性和承诺，例如“We might can go up there next Saturday”（我们下周六或许能去那里）或“Once we get under way, it shouldn’t oughta take us very long”（一旦我们出发，应该不会花太久时间）。格里夫对推特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一趋势最初兴起于美国深南部的非裔美国人社区，而此前有理论认为，这种表达方式是早期苏格兰和爱尔兰定居者语言的遗留产物。

这些富有创意的表达方式能否在整个人群中普及，并传入英国，还有待观察。毕竟，技术为语言变革的种子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和生根机会。

如今，杰斐逊关于“美式英语”终将与母语分道扬镳的预言，似乎已极不可能成真。相反，新词汇的涌现反而丰富了我们共同使用的语言。在大西洋两岸，我们既可以为那些共同使用的词汇和短语而欣喜，也可以为那些彰显我们独特性的丰富多彩的变体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