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无论多优秀，那个年代只会选择中等师范学校。
一九八零年，我考入北京通县师范学校，一九八四年毕业。那年这所学校从通州招了一个班，总计40人。全县第一名的学生在我们班，我们班的任何一个同学，都不会跌出全县前一百。如果按现在的眼光看，这批人应该去读重点高中、考重点大学，但这是忘了或者不知道我们当时面对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寒门子弟，家里穷，兄弟姐妹多，那时候的目标只有一个：摆脱贫穷，越快越好，越有把握越好。因为我们连百分之一的风险都承担不起。没有退路的人生，每一步都只能踩在最稳的石头上。而师范学校，就是那块最稳的石头。
要解释这块石头有多稳，得先算一笔账。那时候，农民在地里干一整天，最棒的小伙子挣十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十个工分才折合一毛多钱，一年到头分红，拿到手的也就百十来块。可要当上老师，每月工资三十六块钱。一个月的工资，顶农民一年的收入。
除了这笔账，还有：师范学校免学费、免书本费、每月有伙食补助。当时我家父母只用每月给我五块钱——坐车回家，再每天买一两毛钱的主食，因为学校一天一斤粮食，我吃不饱。
另外，对于我来说，村东北角那口井边上，住着我的远房堂哥，他是一个小学老师，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全部想象。堂哥并不高大，也不威严。但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不用干农活。有时他也下地，但更像一个监工。他的几个儿女在地里浑身汗水和泥土，他站在田埂上看着，衣服从来都是干净干爽的。每天傍晚，他骑着自行车从学校回来，车把上挂着公文包，经过街口，冲人微微点头，那笑意是收着的，从不大肆张扬，一看就是“吃商品粮”的做派。
村里人那他来教育孩子：“好好念书，考出去，按月拿工资。”
那时的农民真的太累了，麦收时节，头顶毒日头，挥着镰刀，猫着腰，一个姿势就是一天，连着几天不停。麦芒扎胳膊，又刺又痒，挠得全是血道子。秋收掰棒子，打棒子秧，再把棒秧扛出地头，再用镐头把留在地里的根刨出来，然后整地、播种冬小麦。春种秋收，小伙子都要呲牙咧嘴。
我不用像大人那样全天在地里干活，但放学之后，从春天到秋天，我要打猪菜、喂猪；割青草、晒干卖钱；冬天去捡柴禾、刨树根，那是全家一冬的燃料。到农忙时，我一样躲不掉，年纪稍大些就被当成壮劳力使唤。那种累逼着我，必须考出去。
初三报志愿我填了师范学校，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学习这么好，应该读高中、考大学，不该去当老师。”我没有敢改变主意。，因为高中考大学，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我连百分之一的风险都不敢冒，如果我考不上呢？如果我读了高中却落榜，回到漷县村继续刨地，我受得了吗？而师范学校，四年之后，我就是公家人了，不用再顶着太阳割麦子，不用再刨树根烧火。
可是我真的进了师范以后，才发现自己并不甘心。那时高中是两年制。两年之后，那些初中时成绩不如我，没有考上中专而上了高中的同学，却考上了大学。而我十八岁，已经看见了六十岁的样子：一个小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重复着同一本教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那种感觉，说不出口的难受，我为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懊悔不已。
客观的说，别人考上了大学，不能证明我当初的选择错了。 如果那些人没考上呢？如果我落榜了呢？如果我没有那份运气呢？没有人为我兜底。所以那个选择，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