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楼里，20个人围坐在一起，吵了整整三天。这场会议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会上，绝大多数人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有两个人公开唱反调。一个是总负责人博古，他拒绝认错；另一个叫凯丰，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嘲讽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是照着《孙子兵法》打仗罢了！"27年后，毛泽东还在跟外国人提这件事。

要讲清楚这场会议，得先交代一个背景：1935年初的红军，已经被打得快散架了。

1933年，蒋介石调了100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按毛泽东之前打四次反围剿的路子——诱敌深入、运动歼敌，完全有机会打赢。但当时拍板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从苏联回来的博古和德国军事顾问李德。这两位搞的是"堡垒对堡垒"，正面硬刚，拿红军的命跟国民党拼消耗。

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次反围剿打了整整一年，红军被迫撤出苏区开始长征。从出发时的8万6千人，到突破湘江四道封锁线之后，只剩下3万出头。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气得骂了一句狠话："崽卖爷田心不疼！"

8万人打到3万人，这个账，总得有人来算。

长征路上，毛泽东没闲着。他当时被排挤出了军事决策核心，没有指挥权，连中央常委会都参加不了。但他做了一件事——在担架上拉人。

张闻天和王稼祥当时都有伤，被人抬着走。毛泽东天天凑过去，三个人的担架并排放，边走边聊。聊什么？聊第五次反围剿到底错在哪，聊红军该怎么打仗，聊接下来谁来指挥。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担架上的谈话，被后来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写进书里，管它叫"担架上的阴谋"。

1934年12月20日，在贵州黄平的一片橘林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到底定在哪？张闻天说：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下去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

就这样，到遵义会议开幕之前，该串联的人都串联好了，该写的报告提纲都写好了。万事俱备。

1935年1月15日，遵义老城枇杷桥，会议正式召开。

第一个发言的是博古。他作主报告，名义上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实际上全在甩锅——说失败的原因一是敌人太强，二是根据地政府支持不够。

全场一片沉默。但那种沉默不是认同，是憋着火。

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跟博古不一样，开口就承认军事指挥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点名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然后张闻天站起来，作了一个被后人称为"反报告"的发言，系统地把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一条一条摆出来。

到毛泽东发言时，整个会场的气氛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毛泽东没有念稿子，但他讲了很长。他说：你们说敌人太强打不赢？那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敌人就弱了吗？他用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战例反驳博古的甩锅，把问题的根子直指军事指挥路线的错误。

博古被批得面红耳赤，最后只挤出一句："我要考虑考虑。"

王稼祥带着伤、发着烧，紧接着发言，明确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这个平时温和慈祥的老总司令，这次也拍了桌子，冲着李德吼："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就在绝大多数人都倒向毛泽东的时候，有一个人跳了出来。

凯丰，29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博古的老同学，留苏回来的。他开会之前就四处活动，找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三番五次劝他支持博古，被聂荣臻一口回绝。

会上，当周恩来提出让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时，凯丰马上接话："四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是不容否定的，谁要否定就是机会主义！"

他环视一圈，没人附和。但他不管，继续冲着毛泽东开炮："你懂多少马列主义？你不过是看了点《孙子兵法》罢了！"

周恩来当场反问他："懂得《孙子兵法》才了不起呢，你懂吗？"

凯丰哑口无言。

毛泽东也回击了："打仗的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么能照着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但马列主义是行动指南，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20个人的会议，只有这三个人唱反调。结局没有悬念——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取消，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军事小组。

会开完了，但有意思的是——博古、凯丰、李德，没有一个人因此被撤职或处分。毛泽东后来说："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1962年，他跟日本访华代表团聊天时还提到："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三国演义》，一本《孙子兵法》。其实那时我只看过《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几篇、第一篇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