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庆归来后突然病倒，大家都怀疑他中了毒，苏联医生看了后判定为：神经疲劳综合症。这个历史细节出来后，大家才知道：重庆谈判那45天，他真的把自己累惨了。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期的“累”，主要是三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第一方面，他深入虎穴，精神层面承压。这点，我们从毛泽东“参加蒋介石主持的所有正式宴会从不喝酒”的细节就能窥探出。每次，只要有人敬酒，周恩来就会替毛泽东挡住，因为怕蒋介石给他下毒。只在后来与张澜等民主人士一起吃饭时，毛泽东才与他们举杯畅饮。

实际上，深入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后，毛泽东等就进入了特务的全程监控、跟踪、窃听之下，他的住所、出行全在严密监控之下，暗藏安全隐患。

虽然警卫人员日夜持枪值守，但毛泽东心知环境凶险，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睡眠质量非常差。

同时，毛泽东当时虽然身在重庆，但华北、东北的局势他随时掌握着，他不断起草、批阅发往延安、各解放区的密电。一边谈判，一边统筹解放区工作，双线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身上。这里，不得不感叹：他的抗压能力是真强。

第二方面，毛泽东的行程太满了，连轴转无休息间隙。

抵达重庆后，毛泽东每天往返红岩村、桂园、林园、各民主人士公馆，每日行程极其满。他经常半夜一点多才回到自己的住所，回到住所以后，还要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复盘当日谈判、研究次日对策、修改谈判文稿、起草党内电报，一不小心就到了后半夜，几乎整晚未合眼。

第三方面，起居环境恶劣，导致睡眠问题加剧，身体持续透支。

毛泽东当时居住在红岩村二楼小屋，整栋楼是木板楼道，轻微脚步声都会震动出声。为了不打扰毛泽东休息，全体工作人员光脚走路、压低声响，但外界特务监视、楼下人员来往、电台日夜工作噪音仍持续干扰，睡眠问题愈演愈劣。

可以说，毛泽东回到延安将各解放区部署做完后就病倒，实是情理之中。毛泽东病倒后，大家都无比着急，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中毒了。可此时距离重庆谈判已经过去一个月，常见毒素不可能有这么长潜伏期。但没人敢排除这种可能性——代价太高了，万一呢？师哲征得毛泽东同意后，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请求派医生来替他医治。苏联回复很快，说仅凭文字描述无法诊断，直接派医疗队来。

医疗队在1946年1月8日抵达延安，一个是外科医生阿洛夫（全名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特列宾），这人不陌生——1942年起在延安中央医院当外科医生和主任，给八路军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1944年毛泽东亲笔题词称他“模范医生”。

另一个则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岸英与毛泽东自1927年在长沙分别后，整整十八年未曾见面。当个子已经比毛泽东高的毛岸英站到毛泽东面前时，他激动无比。

当晚，阿洛夫就开始分诊，他带着便携检测设备在窑洞里忙了三个多小时。结果出来了——血液指标正常，肝肾功能稳定，神经反射灵敏，体温血压心电图都没问题。未发现任何毒素残留。诊断结论是：神经疲劳综合症。简单说：就是身体被累垮了。

这个诊断让大家心疼坏了，但也让大家松了口气。

阿洛夫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可毛泽东却笑着说形势不允许。苏联医生态度硬，他才放下手头的事休息了一阵。

两周后毛泽东病情好转，但没多久，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来访延安，毛泽东坚持亲自设宴，当晚体力透支，又躺了好几天。阿洛夫再次被叫进卧室，这次他对毛泽东叮嘱时的语气更严厉。此后，毛泽东才专心养了一段时间的病，直到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