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内，周总理的资历之深、地位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从党的“五大”到“十大”，周总理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都有他的一席之地。
1927年，那是一个天摇地动的年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革命的局势瞬间跌入谷底。就在这样极其严峻的关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此时的周恩来只有29岁，却已经凭借在广东区委、黄埔军校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展现出的惊人组织力与军事才华，顺理成章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随后的中央会议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刚开完会没多久，反动派的屠刀就逼近了武汉。大革命面临全面失败，党向何处去？关键时刻，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领导人果断换上军装，连夜奔赴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正是由周恩来亲自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全面统筹指挥。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国内正笼罩在极度危险的白色恐怖之中。在此次大会上，周恩来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国后，他在上海实际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经过长征的艰苦洗礼、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大会通过的党章用中央书记处替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大书记”。
这个时候的周恩来，早就成了全党公认的“大管家”和“总参谋长”。国共谈判的桌前，他是唇枪舌剑的首席外交官；转战陕北的险途上，他是协助毛泽东统筹全军的军事家。在抗战期间，他长期驻守重庆，领导南方局的工作。在红岩村的日日夜夜，他每天不仅要同国民党的高官们激烈斡旋，同民主人士交朋友，还要应对无孔不入的军统特务。那段时间，他的休息时间被压缩到了极限。七大上的高票当选，完全是对他在统一战线和秘密战线双重卓越贡献的最高肯定。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的全面展开，八大对党的组织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周恩来毫无悬念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此时的他，肩上扛起的是一个百废待兴、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国家要搞工业化，要搞原子弹，要修水库，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所有这些千头万绪的重担，最终都会汇聚到西花厅那张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许多老干部受到冲击。然而，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和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周恩来依然稳稳地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十大上，他还再次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为什么在这种翻天覆地的风暴中，他依然能留在核心层？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国家机器绝对不能彻底停摆，外交战线绝对不能断，全国老百姓还得吃饭。党和国家根本离不开他。
这时的周恩来，充当了整个国家巨大的“减震器”。他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的骨干力量、科学家和民主人士。在一份份保护干部的名单上艰难签字，在一次次狂热的会议上巧妙周旋，他把所有的委屈、疲惫和超负荷的压力都默默咽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1966年邢台大地震发生后，周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上，他踩在简陋的木箱上给灾民喊话。风沙无情地吹打着他的面庞，但他那句“乡亲们，党中央关心你们”，瞬间让无数百姓泪如雨下。他把官僚主义摒弃得干干净净，事无巨细，全凭一双脚和一颗心去丈量这片土地。这种对人民的极致负责，让他在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拥有了最为坚不可摧的民意基础。
进入七十年代，他已经被确诊为膀胱癌，恶毒的病魔每天都在疯狂吞噬着他的身体。可是，看一看他那份震惊世人的工作时间表，连轴转的开会、接见外宾、批阅红头文件，动辄连续工作二十多个小时。据留存的历史档案记载，从确诊癌症到最终离世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一共经历了十三次大手术和数不清的小手术，平均每四十天就要上一次手术台。
即便如此，在病榻上，他依然在坚持批阅文件。遇到重大的外事活动，他甚至需要让医护人员注射止疼针，强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换上挺括的中山装，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外宾面前。他那笔挺的衣衫渐渐变得宽大，原本饱满的面颊深深凹陷下去，但脊梁永远挺得笔直。
到了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极度恶化。但在那次万众瞩目的大会上，他依然稳稳地站立在主席台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那沉稳笃定的声音，通过广播传遍大江南北，依然带给全国人民无尽的希望和力量。他就像一根快要燃尽的红烛，拼命护住最后的火种，直到最后一滴心血熬干。在九大和十大的风云变幻中，正是他这棵参天大树挡住了无数的狂风暴雨，为国家保留下了最宝贵的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