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傅作义到功德林看望陈长捷，陈长捷激动大喊：“你在北平谈判，让我坚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傅作义早年出身军旅体系，在保定军官学校接受系统训练，长期在华北地区任职，逐步成为国民政府在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将领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多次防御作战，积累了一定军事影响力。

陈长捷同样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作战经历集中在华北战场，尤其在天津防御体系中担任关键指挥职务。他性格刚烈，在部队中以执行力强著称，在战局紧张阶段长期负责一线防守任务。
两人早年在军校体系中有同窗与上下级交集，属于同一军旅圈层人物，在北方军政体系中有长期交往基础。

1949年平津战役结束后，天津迅速失守，陈长捷在战斗中被俘，随后进入战犯管理体系接受改造，被集中安置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进入管理所初期，陈长捷情绪波动较大，对战事结果始终难以释怀，尤其对天津战役过程存在强烈情绪积累。他认为自己在战场上承担的是死守任务，而外部局势变化导致全线崩溃，使其心理压力长期存在。

与此同时，傅作义在北平战事过程中选择和平方式处理局势，随后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相关工作，身份逐步转变。到1957年前后，他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前往功德林看望被关押的原部属与旧识，这是当时对战犯进行思想转化与交流的一部分安排，亦属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环。

在功德林会面当天，傅作义进入会见区域后，原本是旧部与上级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但陈长捷情绪突然激烈，对过往战事与身份变化长期积累的不满集中爆发。他直接指向天津战事与北平局势的对比，认为当年指挥与决策差异导致了不同结局。

陈长捷情绪失控，大声指责傅作义在北平方向的选择改变了整体局势，使其本人在天津战场承担失败后果。他表达了强烈的个人怨愤，认为自身从前线指挥官变成战犯，是历史转折带来的直接结果，并明确表示不会接受对方解释。

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其他在场人员随即介入缓和局面。傅作义并未当场争辩，而是选择保持克制，之后通过更长时间的接触与沟通逐步缓解双方对立情绪。这次会面成为功德林管理所中较为典型的一次旧部冲突事件，也反映出战后身份转变对个体心理的冲击。

此后数年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继续推进学习与改造安排，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参与学习与参观活动，部分人员逐渐对战时经历形成新的认识。

陈长捷在长期改造过程中逐步改变对局势的单一情绪判断，后来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走出管理所后参与文史整理等工作，但其人生后期仍经历较大波动。

傅作义则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水利与相关行政工作，在政治与社会事务中持续发挥作用，直至晚年。

两人在1957年这次会面之后，关系从对立逐渐趋于缓和，这一变化也成为当时功德林改造工作中“从冲突到理解”的一个典型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