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陷落后，湘军最精锐的霆军8000人反而哗变了，不但拒绝奉命西征，还绑架了主将宋国永。更荒唐的是，这8000人随后南下，投奔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太平天国余部，沿途清军竟无一人敢拦。

这件事发生在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灭亡后的第二年。

霆军是什么来头？它由湘军名将鲍超一手带出，从咸丰六年（1856年）三千人起家，打到同治三年（1864年）时已扩充至一万六千人马步兵，是湘军里公认的头等野战主力。攻克天京，霆军是主力之一。清廷论功行赏，鲍超被视为"中兴功臣"。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支功勋之师垮了。

垮的直接导火索是一道西征令。同治四年三月，清廷命令霆军入甘肃镇压回民起义。当时鲍超正在四川养病，由分统宋国永率八千人先行出发。队伍从江西出发，走到湖北武昌附近的金口，兵士突然哗变，弃舟登岸。

曾国藩后来在给鲍超的信里还原了这段过程：队伍行至沙井时已经大哗，要到六个月满饷才肯动身，走到汉阳又要了一笔水脚犒赏，进到金口，彻底翻脸，弃船上岸。

这支队伍到底欠了多少饷？材料里有一个数字：霆军自1860年改隶曾国藩部以来，积欠军饷多达一百几十万两。攻克天京后，湘军整体欠饷近500万两，霆军一家就占了120万两。

欠饷只是表面。更深的问题是这支军队的成分。左宗棠在奏稿里直接点明，鲍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杂侧其间"。哥老会是当时流行于湘军基层的秘密结社，成员之间歃血结盟，互为羽翼，军饷不到位就集体闹事。曾国藩也曾忧虑地写道："结盟一事尤为莫大之患，近年来各营相习成风，抗官哗饷，皆由于此。"

霆军能打仗，靠的正是这套江湖逻辑：有仗打、有东西抢，大家跟着走；没仗打、没饷领，凭什么卖命？天京一破，仗打完了，往后去陕甘打回民，路远、苦寒、无利可图，哥老会的人自然不干。

这次哗变的组织者是中下级军官黄矮子（黄开榜）和欧阳辉。他们利用士兵不愿西行的情绪，在金口登岸后一路向南，攻入咸宁，杀死知县，又辗转经湖南、江西多个县城，沿途抢劫，到达义宁时队伍已经膨胀到两三万人。最终进入广东，投奔了正在闽粤边境转战的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

汪海洋当时正缺兵力，这批人一到，立刻被重用。1865年10月，汪海洋在兴宁县黄陂圩设伏，一举歼灭清军四百余人，击毙参将邹朝瑞；次日又伏击追兵，再斩五百余人。同年12月，汪海洋攻占嘉应州。

但这支队伍的结局并不好。1866年1月，汪海洋在塔子坳激战中头部中弹，当晚牺牲。主帅一死，太平军军心动摇。2月，谭体元率残部从嘉应州突围，走到黄沙嶂时遭清军五路合围，谭体元身中数弹坠马被俘。

黄矮子率霆军残部拼死突围，鲍超调来洋枪队集中火力猛击。血战之后，八千霆军几乎全部战死，黄矮子身负重伤被俘。《清史稿》记载，鲍超下令将黄矮子、欧阳辉等人"磔之"——也就是凌迟处死。

鲍超亲手剿灭了自己曾经带出来的兵。

霆军的故事还没完。1867年，鲍超率重建后的霆军在湖北尹隆河与淮军刘铭传部联手夹击捻军，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俘斩东捻将士一万八千余人。但这场胜仗反而成了霆军的终点。刘铭传为抢功劳，提前一小时擅自出兵，差点全军覆没，是鲍超救了他。事后李鸿章袒护刘铭传，参劾鲍超"会师误期，贻误战机"，朝廷下旨严责鲍超。

鲍超称病请辞，霆军被大幅裁撤，三十二营削减至十四营，马队十二营全部裁撤。剩余部队改名霆峻军，交由宋国永等人统带。这支从1856年打到1867年的劲旅，就此烟消云散。

霆军的哗变，说到底是一笔账算不平。清廷打仗靠这批人，却从来没有稳定的财政供给；仗打完了，既不发足欠饷，又要驱使他们去更远的地方送死。哥老会的逻辑是拿钱卖命，没钱就散伙，这和朝廷期待的"忠君报国"根本不是一回事。金口那一天，不是士兵突然变坏，而是这笔账终于算到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