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深秋，新四军三师三万多人从苏北徒步北上，目标是冰天雪地的东北。黄克诚知道这一仗的难处——人在路上，物资全无，到了关外就是一片陌生天地。他做出一个决定：在主力开拔之前，先派一支精干的先遣队北上探路。这支队伍的两位骨干，一个是参谋处长沈启贤，一个是八旅副旅长胡继成。等到三师主力踏上东北土地，这两人交出的答卷却很不一样。
 
要看懂这次先遣，得先把当时的局面摆清楚。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东北一时成了真空地带。苏军进驻、国民党虎视眈眈、地方武装鱼龙混杂，谁先把脚伸进去，谁就能立住根基。中共中央定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黄克诚9月14日给中央发电，建议大举派兵入东北，至少五万，能去十万更好。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三师主力北上。
 
但黄克诚是有名的细心人。他清楚，苏北部队对东北一无所知——气候、地形、苏军态度、当地物资分布，全是问号。先遣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组建的。1945年9月下旬，三师先遣队由副师长刘震、师司令部参谋处长沈启贤、八旅副旅长胡继成率领，带上八旅一个团和师直属特务团，先于主力出发。沈启贤是参谋出身，长期在三师司令部做参谋工作，熟悉行军、侦察、敌情判断这一套；胡继成则是从红军连长一路打上来的老兵，1931年就参加革命，打仗、带兵、与地方打交道，是他的长项。两人一文一武，各有专长。
 
先遣队的任务，明面上是"探路"，实际上要做的事比探路重得多。一头要摸清沿途敌情、安排主力行军路线和宿营点，这是参谋处的本行；另一头要在主力到达之前，尽可能在东北当地落下脚，搞清楚哪里能弄到粮食、武器、棉衣，哪里能找到车皮把部队和物资运到指定地区。这两摊事情，前一摊偏静、偏案头，后一摊偏动、偏外交。任务一分，两个人的活法就完全不一样。
 
沈启贤这一路，主要把精力放在了情报、地形、行军方案上。这是参谋处长的本职。三师从淮阴出发，经山东、河北、热河，最后入东北，跨五省、行程三千里，沿途要过封锁线、要躲国民党军的拦截、要应付各种突发情况。每一段路怎么走、在哪里集结、何时穿越铁路线，背后都是参谋处一笔一笔算出来的。沈启贤的工作多在地图前、电台旁，外人看不见热闹，却是大军行动的骨架。
 
胡继成那一头，则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带人深入地方，跟苏军交涉、跟地下党接洽、跟铁路上的人打交道。当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名义上不允许共产党军队进大城市、不准接收日伪物资；但实际操作中,具体情形因地因人而异。胡继成抓住这个缝隙，一边凭老红军身份和地方上的人攀交情，一边四处奔走，硬是替三师筹到了一批棉衣、粮食、武器，还想办法弄到了若干车皮，把部分物资和先期人员运向预定集结地。
 
这些物资来得正是时候。黄克诚率主力从淮阴启程时，部队走的是徒步，一路风雨,加上痢疾流行、老兵减员严重，等他们跨过永定河、翻过燕山,进入东北时，已经入冬。东北的冷,苏北部队完全没领教过。黄克诚在给中央的电报里报过"七无"——无党组织、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先遣队提前搞到的那批物资和车皮，等于在"七无"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主力到达后不至于立刻冻在荒野。
 
后来三师到了辽宁阜新一带休整，黄克诚把"七无"摆给七大代表团的干部们听，要求各部队立刻派人下乡剿匪、收粮、筹款、建医院、扩兵。先遣队此前的奔走，等于替这些工作打了第一桩。沈启贤随后被任命为吉江军区参谋长，继续干他熟悉的参谋本行；胡继成则一路带兵，从副旅长打到师长、副军长，最后官至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两个人在东北各自走出了一条路。
 
回头看这段往事，先遣队这两个人的不同，并不是谁勤谁惰，而是分工不同、性情不同。参谋的本事在筹划，在地图和电报里见功夫；带兵的人则要在风雪和人情世故里找活路。黄克诚选这两个人搭档，本就是看中他们能各干各的事。三师能在东北那样困苦的开局里站住脚，靠的不是哪一个英雄，而是无数像沈、胡这样的人，把自己的一份事，干到了头。
 
【主要信源】《黄克诚自述》，黄克诚，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