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杜聿明下令枪决7名解放军，文强却私下放了人，多年后，杜聿明感激涕零，对文强说：“当年幸亏有你！”
 
1948年12月初，淮海战役打到第三阶段，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全歼，黄维兵团困在双堆集，徐州成了孤城。杜聿明奉命带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约三十万人撤离，撤到后来像散了架，车炮堵路，人马挤成一团，命令传到连排就变了味。
 
杜聿明身体也拖着病，他刚做完胆囊手术，缝线都没拆，就被催到前线。撤不利，打不赢，人心浮动，他整天窝在指挥部焦头烂额。
 
偏偏这时前线抓了七名解放军武工队员，上面问怎么处理。按当时国民党部队的惯例，抓到这种人，往往就地处理。杜聿明心烦，顺手批了就地枪决。
 
这一笔下去，七条命要没了。真有必要吗。文强心里过不去，他是徐州剿总的中将副参谋长，黄埔四期，高材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转进军统，成了戴笠的得力干将。
 
一个在两边都待过的人，他更清楚杀俘意味着什么。文强去核实，发现这七人没造成损失，只是被逮住。仗都打到这份上，还要添血账吗，于是，他跑去找杜聿明，反复劝，说再杀人没意义，只会留下负担。
 
杜聿明先是不耐烦，后来松口，说那就由你处置。文强没放人，也没动枪，他把七个人先悄悄关起来，找机会再说。
 
机会没来，铁桶阵先到了。陈官庄一带被华东野战军死死扣住，三十万人困将近四十天。出发时每人只背七天干粮，粮袋很快见底，开始抢老百姓的杂粮，杀骡宰马，后面连冻红薯和麦苗都挖来吃。
 
雪越下越大，空投的粮食不够，抢一块大饼都要动刀动枪。对面开饭，端着猪肉粉条和馒头喊，饿急了的人扔枪就往那边跑。你说，这还是一支能打的队伍吗。
 
军法处长找到文强，说我们自己都挨饿，还管那七个人的饭。问题在于，不管就等于默认枪决。文强一咬牙，瞒着杜聿明，挑了个夜里，把七个人悄悄放走。
 
整个过程，杜聿明不知道，他一直以为那七个人执行了命令。部队越困越散，1949年1月，陈官庄防线崩溃，杜聿明被俘，文强也没走掉，两人先后进了战犯管理所。
 
再看两人的态度，路子不一样。杜聿明在里面读书写笔记，参加劳动，表现积极，成了改造的样板。文强脾气倔，管教员让写悔过，他不写，说文家人只写正气歌，他自认是文天祥的后代，这股劲儿像祖上传下来的。
 
1959年，国家准备特赦改造好的战犯，审查组一条条翻档。翻到杜聿明时，摆出来两条严重问题，一条是使用毒气弹，一条是下令枪杀七名被俘的武工队员。这要坐实了，他进不了第一批。
 
前一条查下来是催泪瓦斯，责任在南京方面，杜聿明不直接担。后一条麻烦，白纸黑字有命令。
 
这时轮到文强站出来了。他说那七个人没死，是他当年拦下命令，先关起来，后来在陈官庄夜里放走。他把过程交代清楚，让审查组去查。
 
审查组顺着线索找人，七名武工队员一个不少，全活着，有的回了部队，有的在地方上做了干部。那条最致命的罪状被划掉，压力一下子卸了大半。
 
1959年12月，杜聿明接到特赦通知，成了第一批走出高墙的人。多年后他见到文强，握着手只说了多亏了你，要没你，恢复自由不知还要拖到哪天。
 
文强自己的特赦晚了很久，直到1975年才拿到那张纸。两人后来都进了全国政协，当文史方面的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