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特急来电山东省委，要求务必迅速找到“OX”并安排其马上进京有何特殊原因
1950年3月下旬，鲁北无棣的海风带着湿寒，县城公安分局的电话骤然响起。值班员匆匆奔向局长办公室，递上一份加急电文，只有一句话——“速查‘OX’下落，事关重大，不得耽搁”。
这行暗号让局长张权温一头雾水。半小时后，县委办的张学德赶来，两人对视片刻。“‘OX’是谁？”“文件没说，只写山东籍，四十五岁上下。”几句低声交流，谜团更深，却无人敢怠慢。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央正掀起全国性甄别浪潮，弄错一人，便可能错过一份功绩，也可能放走一桩隐患。
调查组从城关街到东关巷，一连数日挨家走访。线索零碎，却指向一位名叫牛宝正的中年人。此人曾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正被监督劳动。档案记载寥寥：旧北平警卫部草岚子监狱看守班长，曾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可惜，细节成迷。
寻访途中，一位老石匠摇头回忆：“牛家那口子，早些年给北平当差，回来时拄着拐，还被人盯梢。”张学德心中一动，决定亲自登门。昏暗土屋里，牛宝正正在磨刀修犁，看见干部上门，神情复杂。

“老牛，我们想问当年北平的事。”
“都过去了，说那些作甚？”
“中央来电，要你去北京。”
“真、真的？”老牛声音发颤。
消息传到省委，书记舒同立刻拍板：必须把人保护好，逐级上报，手续从简。可在正式签字前，还缺最关键一项——狱中老同志的证明。电话线连通北京。几小时后，时任中央机关部门负责人的杨献珍、刘澜涛接到询问。听到“牛宝正”三字，二人几乎同时脱口而出：“那是我党的老朋友！若无其人，当年我们六十多人未必能活着走出草岚子。”

草岚子监狱曾是国民党在北平的要塞。1932年更名“军人反省分院”后，专门关押被俘红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高墙电网、宪兵机枪，让逃脱几乎是神话。偏偏就有一个看守在暗处递来火种，他叫牛宝正。
最初，他只是怜悯这些“读书娃”。可一次偶然，他听见审讯室里鞭痕累累的杨献珍仍在背诵《共产党宣言》。那天夜里，他悄悄递过去一封外界托送的药包，也递去一句话：“好汉子，别死，咱穷人盼你们呢。”此后，他成了狱中党组织的外线。
“帮忙写封家书行吗？”“行，我识几个字，写给谁？”短短两句问答，开启了三年的生死往来。牛宝正把信纸缝在肩章里，趁换班混出监区；又用擦枪油罐藏进《大众哲学》。每一次进出，他都面临搜身、扣押，甚至皮鞭伺候。

1936年，北方局批准“假自首”方案。牛宝正配合转移狱外联络点，伺机松动警戒。两批共61名共产党员先后获释。在最后一夜，他却被怀疑“通共”反被羁押。半月酷刑，仍咬牙不认。押解途中，遭遇宪兵调防混乱，他跳车滚进荒野，靠一位同行驼车夫掩护，辗转回到无棣。自此埋名种地，唯有深夜独自点灯写字，以慰心中牵挂。
解放后，各地开展清查，缺乏正式组织关系的他被误列“问题对象”。管制令挂在墙上，他笑笑：“能活着就好。”直到那道代号“OX”的急电出现，命运齿轮才再次转动。
省委调查组很快拿到来自北京的原始口供和证明文件。案卷上，杨献珍亲笔写道：“牛宝正为我党外线，代号OX，多次营救同志，身份清白。”章印鲜红，足以摁住所有质疑。4月下旬，山东省委批复撤销一切管制，将其列为省级重点保护对象。
5月中旬，他抵达北京。接站的干部握住他粗糙的手，“组织记得你。”老牛抹了把眼泪，却只是憨声道：“我没出什么大力。”随即被安排在市公安局资料室，食宿全包，子女一一进了学校或工厂。对这位年近花甲的汉子而言，这算从天而降的厚报。

不得不说，当时的身份复核程序严丝合缝。中央先提线索，省委逐级核查，当事人面对面取证，最终由亲历者联名背书，尽可能避免错案。那套机制既保障了政治安全，也为像牛宝正这样介于“红”与“白”之间的特殊人群正了名。
回望草岚子监狱的烽火岁月，可以看到革命胜利并非只靠枪炮，同样依赖无数普通人的暗中相助。牛宝正的角色，恰似连通两股力量的桥梁：他不是党员，却在最危险的角落点亮微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头衔，却用一封封短笺、一包包书刊，为后来者铺出了一条生路。
1954年11月，病榻上的他再度握住当年那本被翻得卷边的《共产党宣言》，粗声嘀咕：“总算没给穷人丢脸。”数日后，生命静静停在北京秋末的清晨。官方讣告寥寥数行，却写明“革命事业忠诚朋友”，这几个字，为那段尘封往事留下最后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