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笑得如此豪放，令人感动落泪，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开心？
1958年初春的排练厅里，灯光昏黄，木地板因长年踩踏而泛着油亮。一名瘦高的天津小伙子正对着镜子练习“捧碗吞馄饨”，肩胛一抽一缩，却一声不吭。这套动作在当时的戏剧圈有些另类——不唱、不说、不笑场，靠的是身体语言。旁观的老导演忍不住提醒：“小王，得让观众看懂你要干什么。”年轻人擦把汗，歪头一笑，却坚持没开口。舞台安静到能听见呼吸声，唯有他的手臂与眉眼在说话。
如果把中国戏曲比作一条长河，哑剧就是那条在清代后期几乎干涸的小溪。京剧、评剧、人艺的话剧都有人撑场，唯独这门无声的技艺像被遗忘的边角料。可20世纪50年代国家重整文化版图，戏剧学院重开“形体课”，有人嗅到了重新点燃这盏老灯的可能。那名叫王景愚的青年，正是其中最倔强的一个。
同学们背台词时，他抱着木椅练走位；大家讨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搬出法国马塞尔·马尔索的录像。在食堂打饭的队伍里有人揶揄：“都什么年代了，还玩哑把戏？”他只回一句：“肢体也有灵魂。”

也是在校期间，他遇见了学舞美的李莉莉。舞会上，男生们都在排队请她跳舞，王景愚却缩在角落。女孩走过去轻轻拉起他，“怕什么？跟我来个探戈。”那一瞬，他才发现，默不作声并不意味着沉默寡言。
时间很快来到1962年夏夜，广州一家小馆子里端上一只“罐焖鸡”。鸡肉外熟里生，众人嚼得尴尬。王景愚咬一口又放下，忽然灵光闪现：如果把吃鸡的艰难搬上舞台，会不会好玩？他撕下一张车票，潦草画了几个分镜。回到剧团，他把刀叉换成双手，把汤汁的黏腻化作滑稽的肢体冲撞，一出《吃鸡》就此成型。

1963年1月1日，北京饭店灯火通明。文艺晚会上，王景愚压轴出场。他披着围裙，对着空碗“忙活”了足足七八分钟：鸡腿滑脱、筷子掉地、满面油光却依旧装作优雅……台下座次按惯例排得严谨，周恩来、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坐在前排。就在那只“看不见”的鸡骨头飞出空中，正巧落进“食客”帽檐时，会场忽然爆出一阵大笑。周恩来抬手擦眼角，身子前倾，笑得肩膀直抖。有人惊讶，这位总理一向沉稳，为何如此放声？
“这孩子有意思！”演出后，陈云轻轻推了推身边的总理。周恩来点头：“不容易，无声胜有声。”一句评语，足够让后台的年轻演员心里亮堂好几年。

掌声带来的并非全是鲜花。不到半年，王景愚收到了几封匿名信，“小丑卖乖”“不务正业”等字眼刺眼。哑剧在当时的剧目评审里常被排在末位，演出机会少，补贴也最薄。更麻烦的是，高强度的排练让他的旧伤复发，胃溃疡、高血压、气管炎轮番上阵。医生劝他少跳多歇，他却把药丸揣进衣袋，继续登台。
李莉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夜里，她把厚厚一摞观众来信放到他床头。“你要知道，台下有人等你，也有人懂你。”王景愚拍了拍妻子的手，“放心，我挺得住。”
1977年，舞台气氛刚从“十年动荡”的阴影里苏醒，他又带着《枫叶红了的时候》全国巡演。场场爆满，可每演完一幕，他都得在幕后一口口吸氧。老同事问他图什么，他摇头笑：“舞台不给我，我活不长。”话音不高，却像敲锣。

纵观王景愚的履历，会发现他从未走远。1954年，他是南开中学的鼓手；1958年，他在中戏练功；1963年，他让总理笑出热泪；此后，他用几十年在灯光下咬牙坚持，只为那门“无声之艺”不至于再度沉没。哑剧在中国并未形成浩荡江河，但因为这些固执的行者，它至少还有涓涓细流，尚能发声。
如今再看那天的舞台纪录，周恩来抬头大笑的画面已经微微发黄，却依旧鲜活；而王景愚起身致意的身影，也定格成哑剧史上一帧珍贵的手稿。默而有声，这就是他留给后人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