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被折磨了近三百天、浑身没一块好肉的萧明华，得知自己即将要被枪毙时，突然抬起头，用嘶哑的嗓子对特务说："别打了，我全招。但招之前，我要见我三哥一面。"特务们大喜过望，以为能把地下党连根拔起。可见完面后发生的事，却让这帮人悔断了肠子。

先说萧明华到底是个什么来路。她不是临时被卷进风波的普通教书先生，1947年在北平上学那会儿，她就经一位姓朱的教育系教授介绍，秘密入了党，这位教授本名朱芳春，后来在台湾用的化名叫"于非"。

两人是正经的革命搭档，1948年萧明华受恩师台静农邀请去台湾教书，组织一看这是个现成的好身份，批了她过去，朱芳春没多久也跟着到了台湾，对外两人以夫妻名义同住一处，街坊邻居谁都没看出破绽。

到了台湾，萧明华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书，业余还在国语日报社兼职，朱芳春化名于非，也进了国语日报社当副总编辑。

两口子借着办读书会的名头，把一批爱国青年聚到身边，慢慢拉起了一个对台情报小组。

1949年底到1950年初，这个小组连续往大陆送出好几批重要情报，内容包括台湾兵力部署、舟山和海南岛的防御方案，这些情报后来都用在了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作战安排上。

说白了，这两口子"假夫妻"在特务眼皮子底下，做的是真正影响战局的事。

好景不长，1950年初，因为同一条线上的地下组织遭破坏，于非的身份被特务摸到了线头，顺着这条线又摸到了萧明华住的地方。

萧明华那天没有仓促出逃，她心里清楚，自己贸然撤离，整个小组都会彻底暴露。她做的唯一一件事，是用竹竿把挂在窗外的一件旗袍取了下来，这是她和于非早就约好的撤离暗号，示意同伴紧急转移。

特务进门把她带走的时候，于非那边已经收到了预警信号。

之后她在牢里待了将近三百天，各种刑具轮着上，浑身没一块好皮肉，但一个有用的信息都没往外漏。

于非接到信号后没有立刻慌着跑路，先稳妥收尾工作、销毁机密资料，1950年4月才顺利脱身返回大陆，把最后一批关键情报上交组织，这批情报对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萧明华用窗外的一件旗袍，为整个小组安全撤离、关键情报顺利送出，硬生生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时间到了1950年11月，特务觉得这个女人快撑不住了，正巧她自己提出要"全招"，还要先见一面哥哥。

特务一合计，这是个机会：万一她要靠这次见面给外面传什么话，或者哥哥本身和地下党有联系，这一抓不就把整个网都端了？于是特务专门安排了一场探监，还派了两名看守在旁边盯着。

哥哥进来一看，妹妹被打得不成样子，说话都没什么力气，几乎要贴着耳朵才能听清。两名看守一开始还挺紧张，听了半天发现兄妹俩说的都是家里的家长里短，问吃没吃饱、身体怎么样，慢慢也就松了警惕。

就在这种气氛里，萧明华从枕头边摸出一个药瓶，里面还剩七颗鱼肝油，递给哥哥说，这瓶药快吃完了，照着这个瓶子的样子再去买几瓶吧。

这句话听着普普通通，其实是她和外面同志早就约定好的一套暗语。

特务原本的算盘，是靠这场探视套出更多线索，结果一场探视下来，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问出来，反倒是萧明华借着这个机会，把最后该传的话给传了出去。

换句话说，特务自己创造了条件，让萧明华完成了她最后一次传递信息。

这帮人事后越想越不对：折腾了近三百天都没撬开的嘴，竟然在自己亲手安排的会面里被反过来用了一道，这才是真正"悔断了肠子"的地方。

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决，年仅28岁。临刑前她毫无惧色，拒绝下跪、挣脱宪兵挟持，高声呼喊革命口号，并未吟诵李清照诗词，还从容整理好头发衣服，跟同狱的难友一一道别。

她牺牲后，家人始终不知其地下党身份，1982年，她的三哥亲自赴台将她的骨灰接回大陆，中央调查部正式追认她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

墓碑背面没有镌刻生平事迹，只刻了三个字："归来兮"，这是当年的老搭档朱芳春亲笔写下的。

回头看这件事，特务一开始想得挺明白：人快死了，想见家人，趁机摸排一下也合情合理。但他们漏算了一点，一个能在酷刑下扛住近三百天的人，脑子里盘算的东西，远比一句"我全招"复杂得多。

她那句"我要见我三哥"，听上去像是松了口，实际上她算准了特务会同意，也算准了特务放松警惕的那个瞬间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这种判断，靠的不是运气，是常年做地下工作攒下来的本事。

换成普通人，在那种境地下，能不能想到用一个药瓶子去传话，这事儿确实值得琢磨。

这个故事现在被反复讲起，大概也是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有些较量，输的人到最后都还没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