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澎住院七十年，韩素音前来看望，乔冠华却摇头表示：其实她已经去世了，这是怎么回事？
1950年春天，刚刚成立不足一年的外交部里，35岁的龚澎顶着一头干练的短发，从会议室匆匆走出。走廊两侧挂满各国元首来访的留影，她却只能匆匆瞥一眼，赶去准备下一场记者会。那时，北京的早晨还有冷风，她常用一方淡蓝色丝巾裹住脖子，外人只当她爱美，熟悉的人却知道，这是掩饰因长期失眠而日渐明显的颈部青筋。
在那批首任新闻司干部里，女性寥寥无几。要同时写完三份通稿、背熟最新的谈判口径、还得在茶歇间隙和外国记者“斗嘴”，没人觉得轻松。压力像扣在头顶的罩子，日夜不散。龚澎却把这种紧绷当成惯性，她常对同事半开玩笑：“别怕，稿子乱套了就找我改，误差我兜着。”一句话，换来的是深夜灯火下连轴运转。

她的丈夫乔冠华，那时在政策研究室埋头起草多边会谈备忘。他们俩的交流方式独特：楼道里匆匆交递文件，或清晨交班时一杯刚冲好的速溶咖啡。1943年在重庆结婚的誓言，被不断推迟的团聚日程考验，却也在一次次风浪中扎了根。因为地下特务跟踪，两人曾在北大医院门口被迫分头离开。事后，龚澎轻描淡写：“你从东门走，我兜两圈就回部里，别回头。”乔冠华却记得她转身的那一刻，背影笔挺得像旗杆。
1965年的一个深夜，乔冠华突发急性阑尾炎并发穿孔，还没来得及住单间，就被推进手术室。手术急需要血，龚澎二话没说冲到血库：“抽我的先，不够再想办法。”清晨，乔冠华醒来，看见她苍白的脸色，只挤出一句：“又逞强了。”她反握住他的手，“少废话，活着欠我的，以后慢慢还。”回忆者说，那句带笑的话让病房里的铁床板都仿佛暖了一截。
时间推到1970年5月，突变来得比任何公文都快。那天傍晚，她在宿舍楼梯口踩空，整个人向后仰倒。医生诊断为脑动脉破裂，伴随严重出血。手术设备有限，CT机还没进入多数医院，医生只能凭经验判断出血点，结果却是“损伤不可逆”。乔冠华冲进病房，抓住医生白袍：“多输血行不行？国外有药吗？”医生摇头，医学意义上的答案只有两个字——观察。

昏迷的龚澎连握手的反射都消失，静躺在呼吸机的呼呼声里。外交部同事轮流守夜，文件袋堆在门外，谁也不好意思拆开。7月初，旅居伦敦的韩素音赶到上海转机，再进北京。她在病房轻声喊：“老朋友，我来看你。”没有回应。她退出病房，眼圈通红，对乔冠华说：“也许她听见了，只是回不来。”乔冠华苦笑，不发一语。
病房之外，公众几乎不知情。那年，中国医疗系统仍受资源限制，脑血管病死亡率居高不下，药品短缺、监护设备落后，连持续监测血压的仪器都要靠手摇水银柱。对普通人如此，对高层干部同样如此。医生私下估算，她的存活机会不足百分之二。可乔冠华坚持每天用塞满外交电报的公文包压在病床边，“她醒来要第一时间看新闻”，这成了他自我安慰的方式。

9月20日凌晨，监护仪上的曲线忽然拉直。记录表显示：心搏停止，时间02：15。清晨，《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刊出一条不足百字的讣告，称“龚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简讯里只有职务和出生年份，没有任何形容词。清样送到乔冠华桌上时，他翻来覆去看了十几分钟，只说了一句：“好，别改了。”
日子还是要往前走。1971年联合国代表团组建，乔冠华带着黑框眼镜照常出席会议，但谁都看得出他在会场上少了往日的锋利。有同事夜里来访，劝他考虑成家。“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你得有个伴。”他说不行。后来女儿劝：“妈妈不会不让你重新生活。”他沉默很久，喉结动了动，“我怕梦里她回来看不见我。”这话没人接得住。

1978年，他和章含之登记。婚礼很简单，翻译司的年轻人递上小红本，办公室里的花瓶插了两支秋菊。会场外，有人窃窃私语：乔部长终于迈过去了。其实他自己知道，那道坎未必真过去。章含之后来回忆，新婚头几晚，他常在半夜坐起，盯着窗外发呆，像在等待一封永不抵达的密电。
外交部老同事评价龚澎：公文如刀，言辞如针，做事却柔，能担事也能担人。她的离去，被时代记录在一行小字里；乔冠华的余生，则在没完没了的谈判桌上继续拉锯。有人说这是宿命，也有人说不过人间常情。喧哗散去后，只有那叠泛黄的新闻稿，静静躺在档案柜里，见证一段把理想和爱情绑在同一根绳上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