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五十四岁的蒋碧薇在画展上偶遇孙多慈，面对面告诉她徐先生已于前几日去世
1930年秋，入学钟声刚落，南京中央大学的石阶上便挤满了怀抱画夹的青年。此时的中国美术教育正从旧式“临帖—临摹”迅速转向写实与西画并重，而站在阶梯尽头的徐悲鸿无疑是这场转型的掌舵者。那一年，他三十八岁，正以法国归来的名声与开放的教学方式，吸引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安庆来的孙多慈在众人里最为显眼：短发、素衣、一双灵动的眼睛透出与年纪不相称的笃定。
在那个讲究“男女之防”的年代，旁听生的身份让孙多慈既自由又尴尬。课堂上，她常坐最后一排，手里紧握一支削到极细的炭笔，随时记录徐悲鸿示范的一笔一划。有意思的是，徐在讲解透视时，总会不经意停在她的画板前，低声提醒：“这里的暗面收一分，光才会跳出来。”这一声低语成为她加速心跳的暗号，窗外的梧桐叶正抖动，不经风雨却先自成林。

南京城的文人圈消息传播之快远超电车。师生间若有半点暧昧，难免传入茶楼与报馆。蒋碧薇起初只是皱眉，她识得丈夫的脾气，明白艺术家的“喜新”大多昙花一现。然而频频闯入耳中的写生传闻渐刺痛她。天目山那次集体写生回城后，蒋一夜之间叫园丁把院里三百余株枫树全部伐倒。她只说一句：“根还在，等它再发吧。”旁人听来心惊，却无人敢多问。
“老师，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天目山脚下，孙多慈终于鼓起勇气。徐悲鸿拢了拢风中的画稿，声音极轻：“艺术无错，情感更难言对错。”短短一句话，既像允诺又似告解，山雾在他俩之间打着旋，留下难以分辨的是爱情还是冲动。另一端，南京《建康日报》用整版“中央大学画坛绯闻”作标题，将这段未成形的感情推向风口浪尖。

舆论兴盛、家门难回。孙母赶至南京，几乎以“陪读”之名把女儿带回安庆。她在街口拦住正要送行的徐悲鸿，“小女尚在学业，你我情分到此。”话音落地，尴尬的沉默比秋雨更冷。随之而来的，是学校里的窃窃私语与蒋碧薇日渐沉默的背影，南京城那条夹竹桃小道，再也见不到两人并肩的身影。
1938年夏，桂林报纸上刊出一则声明：“本人与蒋碧薇女士已脱离同居关系。”落款徐悲鸿，时间明确到日。战火正炽，世人却把这纸声明当成文坛最大花边。一年后，徐辗转重庆、成都，笔下马奔腾如疾风，却无旧日温柔侧影。孙多慈则躲进长沙，白日教书，夜里自己点灯练描。她写给同学的信只言片语：“耳畔一片新声，唯画纸不动。”

1942年春，她在杭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成婚。婚礼极简，戒指用一根细竹替代金饰。有人问她缘由，她笑道：“竹不朽，省心。”婚后两人负笈美、法，两年内辗转哥伦比亚大学与巴黎高等美院。异国画室的空气混着松节油与老城雨味，孙多慈的画风从秀雅转向沉静，蓝灰色调中偶尔划过一抹炽白，好似逆光中的骏马，观者一望便知来处。

1953年9月，上海美术馆秋季展，场内人潮拥挤。蒋碧薇戴一顶黑纱帽独自而来，脚步却在一幅《山居小景》前顿住——落款写着“孙多慈”。两位早已风霜的人面面相觑，谁都没先开口。过了几秒，蒋才低声，“徐先生，前些天走了。”孙多慈指尖一颤，颜料盒掉落，铅笔滚到对方鞋尖。那一刻，四下忽然无声，只有画框里的青山仿佛在缓缓后退。
此后，孙多慈在杭州关闭画室，着素衣三年。外人问她为何如此，她轻应：“总有人值得我这样。”1975年，她病逝于台北，终年六十二。五年后，许绍棣病故，嘱家人将骨灰与妻子同葬阳明山。风吹过山林，新长的枫叶在石碑旁翻涌，色泽艳烈，像是多年以前被砍倒的那片枫林，在另一座岛上重新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