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游泳后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省委书记请来一位老中医。老中医把完脉，手离开桌子，没拿笔："要我开方子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少一个，这病我治不了。"

这位老中医叫刘惠民，时任山东省立医院中医科主任，在山东一带颇有名望。

请刘惠民来的是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舒同家里人有过头疼脑热，找刘惠民看好了，这才起了这个念头。

刘惠民给毛主席诊完脉，沉默片刻，提笔写了张药方。

方子一递出去，随行的西医保健医生脸色就变了，里头有几味药剂量偏重，还有药材带毒性，搁平常病人身上都要斟酌，何况是毛主席。

医生当场提出异议，旁边的工作人员也跟着犹豫起来。

刘惠民见状，开口说了那三个条件：抓药时，要由舒同的夫人石澜陪同前往；药，得由石澜亲手煎；煎好后，由石澜端到跟前，看着毛主席喝下去。

这三个条件说白了，是刘惠民在给整个过程立规矩，药材来路、火候剂量，每一步都有人见证，容不得半点含糊。

舒同听完，没有犹豫，直接拍板："行，我爱人石澜明天就来，出了事我担着。"

工作人员把这事报给毛主席，毛主席靠在床头，听完笑了笑："舒同都敢打包票，我还怕什么，就按刘大夫的方子来。"

第二天，石澜跟着刘惠民去药店取药，刘惠民挑药极认真，每一味都要亲手捏过、凑近闻过。

抓完药回来，石澜用砂锅慢火煎药，大火烧开转小火，熬够时间滤出药汁，再加水煎第二次，两次药汁合在一起。

刘惠民特意交代过，火急了药性散，这一点急不得。

药喝下去之后，毛主席当晚睡了个踏实觉。

连着调理几天，咳嗽减轻，失眠也跟着好了。

毛主席翻看药方，注意到里面酸枣仁生熟并用，问石澜是什么道理。

石澜解释，生的提神，熟的安神，两者合用是为调和阴阳。

毛主席听了直笑，说石澜这学问快赶上大夫了。

这次经历让毛主席对刘惠民的医术印象颇深。

同年11月，毛主席赴苏联出席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特别点名带上刘惠民随行。

在莫斯科，刘惠民以中医四诊为苏方人员诊治，对方对三指把脉便能辨病的方式大感新奇，称赞中国医学神奇。

其实毛主席对中医的信任，早在延安时期就已深植。

彼时毛主席因长期在陕北寒湿环境中高强度工作，患上风湿性关节炎，西医久治不愈。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是陕西米脂人，精通中医内科，以祛风散寒、除湿通络的思路开方调治，毛主席的症状逐渐好转。

李鼎铭在1941年的边区参议会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毛主席与李鼎铭深入交谈后，将这一主张推广为边区重要施政方针。

一位乡间中医，既治了病，又在政策层面留下历史印记。

1954年，毛主席在会议上明确表态，中医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中西医要结合，互相学习，并推动建立中医院、开办中医学校。

刘惠民后来出任山东省中医院院长，带徒授业之余，还对洋金花的用量与炮制方法做了系统研究，使这味因毒性而少有人敢用的草药得到了规范的临床应用，造福了大批患有喘咳疾病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