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许世友似无意间提问肖永银，开国中将陶勇的子女如何安置，最终结果如何呢
1946年初夏的郯城黎明还带着水汽，前线指挥所里，陶勇一把掀开帆布门帘，盯着远处轰鸣而来的英式坦克。参谋低声提醒：“司令，装甲车顶着来了。”他只回了三个字：“跟我上。”一句话，枪托落地的杂音立刻消失，身后的战士像被捅了一枪似的全跟了出去。
那一仗极凶。弹片在黄泥里翻飞，地面被铁甲履带碾出沟壑。陶勇抓起缴获的反坦克枪，带头滚进公路边的土坎，贴着履带开火。火光闪过，三辆敌坦克化成焦壳。部队把这位司令员叫作“不要命的”，粟裕却提醒他：“你是军长，不是突击队。”陶勇嘿嘿一笑，“只要能打赢，命先放兜里。”这种带兵方式后来被写进了战史，也埋下了日后争议的伏笔。

把时间拨回更早。1929年的大别山，21岁的张道庸背着一杆步枪跟着游击队四处转战。一次夜袭后，他的名字出现在敌伪通缉榜，悬赏十块大洋。陈毅拍着他的肩膀说：“改个名吧，省得老被惦念。”张道庸望着脚下的山石，随口答道：“那就叫陶勇，像石头一样硬。”从此，这个新名字伴他闯过反围剿、长征和西征，直至抗战爆发。
黄桥会战期间，新四军二支队四团正面迎敌，炮火淹没稻田。陶勇端着望远镜判断敌军火力节奏，趁着对方换弹之隙，一声吼冲出堑壕，把团旗插在最前沿。事后统计，半天内连克三座暗碉。部下常在炊事车旁议论：“咱团长浑身是胆。”他却把军功章藏在抽屉，怕战士们仗着仗势轻敌。

不久，他调往华中野战军。苏北水网纵横，道路稀烂，部队缺弹药，士兵多是新兵。陶勇整天踩着泥水跑各连队，夜里把自己的半袋炒面分给炊事班。一次新兵喊饿，他把妻子朱岚赶回帐篷，悄悄拆下自己脚上的线袜递过去。朱岚事后嗔道：“袜子你也送？”他挠头笑：“孩子脚上没鞋，你那双留给他们更值。”
新中国成立后，海军扩建，陶勇被点将出任东海舰队司令。他一进军港，第一件事就是把停靠在码头的破旧护卫艇开到厂区，要求三个月内完成加固。他说海防是国家的水闸，哪怕一条木船，也得顶得住台风和炮弹。船厂师傅本想推辞，他抬手比了个严厉的手势：“不修好，我陪你们一起睡甲板。”

然而命运忽起暗潮。1966年冬，政治风暴席卷军中。有人给陶勇扣上“立场暧昧”的帽子，他在内部会上辩解：“此生枪口始终对着敌人，若有半点异心，让子弹先打我。”1967年1月21日清晨，他因脑溢血倒在东海舰队指挥大厅，终年55岁。噩耗传来，朱岚在病房外瘫坐半晌，三个月后也撒手而去。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住处被查抄，连旧军功章也未能留住。
次年春天，南京军区机关食堂。许世友把碗重重搁下：“肖永银，老陶的娃一个都顾不上学，你说咋办？”肖永银赶忙起身：“首长放心，我去把人找回来。”简短几句话，却推开了为烈士子女撑腰的大门。另一边，粟裕已带着厚厚一摞材料进了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解释陶勇的来历、功劳与被诬经过。周总理只说：“真相不会沉。”

调查拉锯七年。期间，军委内部反复调卷，黄桥老兵、海军工人纷纷作证。1975年秋，邓小平主持会议，批示“陶勇同志问题应予纠正，恢复名誉，妥善安置子女。”八行字，盖了章，冤案到此画句号。
后来人翻开战史，常被黄桥战役和华中坦克伏击那几页浓墨吸引，却少有人注意署名处的小字——“原名张道庸”。那个在尘土里改掉姓氏的青年，用半生打下东南门户，也让后来的海军军官明白：胆气可以悍然，制度必须严整；个人可以隐名，战功无法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