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1933年选择叛变，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复旦大学任教，这其中经历了什么
1927年12月11日清晨，珠江雾色未散，东山口一声枪响打破沉默，“起义不能停。”有人低吼。短促的冲锋之后，广州苏维埃政府挂牌，黄平坐在临时办公桌旁，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外城方向已传来密集炮声。
九小时后局势逆转，张太雷牺牲，电台被炸，副官慌乱地报告：“电台断了。”黄平看看手边仅剩的半张地图，决定组织突围，“向西突围！” 这场起义收尾得比预想更快。战火尚未熄灭，党内对策的电话已从上海打来，要他回避风头并提交详细检讨。
此刻回望，黄平并非莽撞军人，他的履历更像一本被时间撕裂的笔记。1911年一家人从汉口搬到上海，父亲做买办，母亲在弄堂口摆烟纸摊，二哥靠奖学金读进复旦。英语、算盘、洋行规则，他一样不落地学，下班后常去爱尔兰神父开的夜校练口语。

20岁那年，他被俄国远东通讯社挖去北京当翻译。租界里新思潮正热闹，陈延年、赵世炎常在沙龙里讨论马克思与列宁。黄平起初只当听客，1919年的街头火烧赵家楼后，他第一次意识到语言技能之外还有立场。
俄语学得快，党组织便选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旁听。课堂上，布哈林讲到殖民地问题，他在笔记本上划了重重一杠。1924年返国，他已是流利的双语干部，被派往香港、广州周转情报和资金。省港大罢工期间，他握着一叠工会名单游走于码头与警署之间，紧张，却兴奋。

广州起义前夕，南方局缺人缺枪，战略预案反复改稿。黄平负责交通与联络，事情杂，难免疏漏。起义失败后，中央追责，他受到“组织涣散”的处分，被要求离开前线。外界常说他因此心生挫败，其实更沉重的是无处申辩：战术判断失误，与叛变是两码事，可在风声鹤唳的年代，没有人愿意细究差别。
1932年秋，他到天津督查地下电台。车站出口刚出闸就被抓。宪兵司令部三层小黑屋里，水刑、电刑轮番上阵。他试图割腕，被值班兵救回。一个星期后，他签下供词，交代了数名交通员和一处联络站。对外界而言，这是清晰的叛变；对牢里的人而言，则是求生本能与恐惧的混合物。

半年后，兄长托人写了求情信，加上国民党方面希望招抚“可用之才”，黄平获释。他搬到租界弄堂，以翻译剧本、校对广告为生。日子过得淡而窄，报纸上偶有同志牺牲的消息，他总默默折一页藏进抽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市军管会张榜自首通告。黄平走进设在爱文义路的登记点，把1933年前后的全部活动写成三页自述，又附上当年供词影印件。审查人员调阅档案，说了一句：“材料对得上。”组织给出的处理方案是留职察看，安排至复旦外语系试讲。

课堂上，他讲《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也讲《国际歌》诞生的故事。学生后来回忆，这位头发稀疏的湖北人翻着教材时，手指总不自觉地在桌面打节拍，像是确认某段节奏是否准确。有意思的是，校外几乎没人提起他的过去，校园更在乎他的法文语音是否到位。
1978年拨乱反正文件下发，他的身份问题正式了结。三年后，黄平因病离世，遗嘱只留下一句：“书与笔记不要烧，或许有人用得上。”浮沉半生，留下的不过几箱资料和一串复杂的档案编号，而那段曾无比喧嚣的历史，已静静躺进档案馆的铁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