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家说：为什么历史上每一次“全盘私有化”，最后都走到了门阀垄断、底层革命那条路？不是偶然，是必然。

1992年1月，俄罗斯联邦政府在莫斯科启动激进经济转轨。叶戈尔·盖达尔主持的改革团队把价格放开、财政货币紧缩、国有企业私有化放进同一套方案里。

阿纳托利·丘拜斯后来主导大规模私有化，方案说得很直白，过去属于全民的资产，要通过证券分到个人手中。1992年6月，俄罗斯通过私有化方案，每个公民可领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

1992年10月，证券开始正式用于购买股份，很多普通居民拿到凭证时并没有真正明白，凭证背后对应的不是一笔稳定财产，而是一场信息、资本和规则速度的较量。

当时的难处不只在企业归属改变。价格放开后，居民储蓄和工资购买力承受压力，很多家庭急着换现金、买日用品。

对普通职工来说，手里那张证券能买哪家企业、企业值多少钱、未来有没有分红，没人能讲清楚。心里发紧是正常反应，既怕错过，又怕看不懂。可熟悉银行、工业部门和政府程序的人已经盯上石油、矿产、通信、金融等资产。

普通人犹豫时，有资本和消息的人已经在交易。产权名义上分散，控制权却在转让、收购、拍卖中不断集中。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私有化，这个速度本身就足以说明，很多人还没弄清规则，国家经济结构已经被迅速改写。

1995年前后，俄罗斯又出现贷款换股份安排。政府因财政压力向部分金融机构融资，并以重要国有企业股份作关联安排。以尤科斯石油公司为例，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的梅纳捷普银行参与相关交易。

私有制可以激发经营动力，市场也能提高效率，但全盘私有化如果缺少透明程序、竞争秩序和公共监督，就容易把社会资产变成少数人的机会。

普通人以为拿到凭证就成了所有者，实际却可能只是旁观资产重新分配。等到资源、土地、金融渠道和行业规则被少数人控制，努力劳动的人很难分享增长成果，社会心理也会产生强烈落差。

历史上不少激烈冲突，背后都有分配秩序失衡的原因，单纯讲效率而不讲公平，最终会削弱效率本身。

中国的制度选择提供了另一条思路。中国没有把市场化理解为一卖了之，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主体需要活力，资本也需要边界。

2022年6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反垄断法的决定，修法内容强调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针对数据、算法、技术、资本优势和平台规则中的垄断风险作出规定。这些安排把公平竞争写进制度运行之中，不让少数经营者靠规则漏洞排斥别人。

2025年4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国家发展改革委文件指出，这部法律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为法律制度，强调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

法律还对政策承诺、账款支付、公共资源交易等问题作出规范，目的很清楚，支持民营经济不是放任无序扩张，保护市场活力也不是让垄断行为得到纵容。

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答案已经很清楚。一个社会要鼓励创业、保护合法财产，也要防止资本凭借优势排斥竞争；要让企业敢投、敢干，也要让普通劳动者相信规则公平。

改革不能只看资产归谁，更要看规则怎样制定、收益怎样分享、垄断怎样被约束。俄罗斯转轨的经验提醒人们，速度不是改革的唯一尺度，公平和秩序同样重要。

中国用法律稳定预期，用监管维护竞争，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激发活力，这样的安排更能让市场走得稳，让普通人的努力有清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