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去世后，陈士榘遗憾他的建国后职务偏低，而他34岁时已是军团政委，这如何解释？
1928年4月，井冈山深处的黄昏还带着春寒，一支风尘仆仆的小队突然出现在挑粮小道尽头。带队的人叫何长工，他递给瞭哨一封密信——“朱德部队已到赣南，可速来会合。”几天后，湘赣交界山谷里红旗招展，朱德与毛泽东相对而坐，会师大局就此定型。后人记得这次胜利，却常忽略了背后那个奔波数月、在弹雨中强行突围的联络者。他就是那个年仅28岁的湖南青年，未来的红军军团政委——何长工。
把时间稍往前拨。1900年大年初五，湖南华容一个篾匠家里传出啼哭声，孩子取名何坤。20年后，他在北京长辛店工棚学法语谋生，与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偶遇相识。两人常对坐讨论工人运动，毛泽东劝他改名，“长工”二字既是自励，也寓意永做人民勤务。
1924年回国后，何长工一头扎进湖南工农运动。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他用从法国带回的红布裁出一面镰刀斧头军旗，“一针一线，可别掉链子！”他边缝边笑着叮嘱助手。这面旗子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标志。

起义受挫后，部队退至井冈山区。缺粮、缺药，还缺联络。朱德率部在粤北，如何把两股人马合为一体？何长工自告奋勇，“让我去。”他改装成挑夫，躲过数道封锁，靠一张旧地图和几位农友的指路，翻过十余座大山。三个月后，终于在韶关犁铺头见到朱德。朱德握住他的手：“多亏你，我们才找得到家。”
井冈山根据地稳住脚根，何长工又忙起“整合”。袁文才、王佐的山林队伍向来桀骜，他带着两坛米酒上门，“兄弟们，围着火炉聊几句。”几杯下肚，绿林武装愿意接受红军编制，山寨火力变成根据地屏障。

“这小子脑子灵。”会师当晚，毛泽东对朱德轻声点评。“饭量也大！”朱德拍着桌子大笑，何长工挠头，羞得脸通红。
1930年，他升任红8军军长，打长沙、守浏阳，指挥果断；1931年，又被派去当红军学校校长。那所学校一半是教室，一半是火力掩体，学员多半带着子弹来听课。短短一年，近千名基层指挥员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有人说，如果只看战功和资历，34岁的何长工坐上军团政委，顺理成章。
风云骤变发生在长征途中。1935年春，川西高原风雪凛冽，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阴影在营地飘荡。一次夜间会议上，张国焘质疑中央北上方针。何长工因对川康路线更熟，站起来说了句：“或许南下更稳。”话音未落，会场空气骤冷。日后他回忆：“那一夜，我的手心都是汗。”随后的整风中，他主动承认立场摇摆，毛泽东只是淡淡地说：“知错能改，弥足珍贵。”不过，从那以后，何长工被调去抗日军政大学，离开了主力部队指挥序列。政治选择的代价，就此埋下。

教书育人，他同样拼命。1937年，华北烽烟四起，抗大第五大队在窑洞里上课。学员问：“教员，什么时候能上前线？”他回答：“先把枪法练准，再去。”1941年调任教育长，每日昏黄灯下批改作业到深夜，旧伤复发也不肯停笔。
解放战争爆发，他被派往东北。那是弹药短缺最严重的前线，沈阳机厂刚推倒机器就被炸断电缆。何长工把老铁路枕木拆成木炭，为高炉送热风，还把缴获的日式钢轨熔成迫击炮管。一年多，东北野战军炮弹产量翻了七倍。李四光视察后感叹：“像你这样懂兵法又懂炉火的干部，不多见。”何长工憨笑：“做长工嘛，哪里需要就种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部长，后转入地质部辅佐李四光勘探石油。1955年国家开始授衔，文件从上将、大将到将军一栏里都没有何长工的名字。有人替他抱不平，他一句“组织安排”便搪塞过去。

多年后，陈士榘在接到噩耗时语气低沉：“他34岁就当军团政委，如今却连军衔都无，可惜啊。”旁人劝：“老陈，世事难料。”陈士榘摇头，“职位高低是一时，他留下的旗、留下的学员、留下的炮，才是一世。”
1980年，全国政协换届，何长工被推选为副主席。那时他已满80岁，仍坚持到地质部开碰头会。1987年12月29日，老人在北京安静离世，病历写着：“旧伤累积导致多器官衰竭。”追悼会结束，院墙外立着一面略褪色的红旗，旗角的针脚仍然细密——据说，那是他六十年前亲手缝的第一面军旗。